在馬來西亞的檳城，有一幢“藍屋”為人熟知，它是曾經的南洋富商張弼士的故居，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全球保護修繕最好的古建筑之一。然而慕名而來的游客要想睹其真容，還得憑“運氣”。

　　“藍屋”設立3個固定開放時間，每次游覽時間１小時左右，且必須由講解員帶領參觀，不許獨自游覽。工作人員稱，此法旨在保護這幢歷史遺存，怕游客自由參觀會破壞屋中陳設。按說，此舉不失為有效的保護手段，但其實另有原因。

　　據報道，張弼士1961年過世后，其子女對“藍屋”疏于照管。1989年，檳城一群古跡保護人士買下這棟破舊的古屋，對其全面整修。如今的“藍屋”除了可供參觀外，竟也開放客房供游客住宿。“藍屋”為留宿客人提供一個附加服務，即可以在故居里隨意參觀而不需要預約和排隊。工作人員稱如此限定游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為了不打擾住客休息。

　　限定游覽者而不限定住客，真是為了保護？其實，這類“心口不一”的“保護”十分常見，愈來愈多的名人故居變作旅館、餐館、會館，限定游客參觀，甚至若不消費不準入內。

　　民國政治家王九齡的故居坐落在云南昆明的翠湖邊上，早在2002年5月就被昆明市政府命名并公布為第一批“昆明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建筑”。但這里現已改做餐館，要想感受這幢古老建筑，你的身份得是顧客而不是游客。

　　這并非特例，光是在王九齡故居周圍就有不少故居“同病相憐”，愛國民主人士李公樸曾居住過的北門書屋，已經變成飯館；抗日愛國將領盧漢曾經的公館成了茶館……鈔票替代門票，游客變成顧客，本該為公眾共享的文化資源，成為部分人牟利的場所。

　　一些對名人故居保護較為得當的國家是如何做的呢？

　　法國是世界上第一個立法保護文化遺產的國家，1913年就出臺文化遺產保護法，設立專門機構對紀念性建筑進行分類管理，并對所有紀念性建筑登記造冊。1943年，法國再次以法律形式明文規定：紀念性建筑四周500米范圍內區域被劃定為保護區域，任何人未經授權，不得更改原建筑風格。

　　英國有名人故居保護專門機構——藍牌委員會，已經運作了近140年。名人故居只有經過長達2~5年的嚴格審定合格后，才會被授予一個藍色的牌子，受到法律保護，不得拆除。從1867年迄今，藍牌委員會已為900多位名人故居掛牌，作家老舍在英國期間居住過的房子也位列其中。

　　我國尚未出臺針對“名人故居”的專項法律法規，因此，對“名人”標準界定、“名人故居”選定等都不明確，導致許多名人故居產權混亂、風貌損毀嚴重。相比北京的梁林故居被“維修性拆除”、重慶的蔣介石行營被“保護性拆除”、南京市文保單位張治中公館在被拆除后重建成商品房等故居的命運，如今尚能留有全貌的，已屬幸運。只是名人故居轉換身份后，不知還有幾個來客是真正想了解名人掌故的有心人，而在后面數鈔票的，大概也不是真正有意保護古跡的人。

　　集建筑、人文和文物價值于一身的名人故居，是一座城市歷史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現在，一邊是每天有無數推土機在鏟平這些歷史遺存，一邊是一些地方以這些帶著記憶的老房子為賣點。名人故居能得到妥善保護并對公眾正常開放的，并不常見。對名人故居進行適當開發和宣傳，固然有益于其被更多人所知，但如果任由發展，重收益而不重保護，這些城市的文化坐標就可能消失。而比故居不能得到有效保護更危險的是，我們對文化的敬畏之心將無跡可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