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是古“絲綢之路”的東方起點，又有“洛陽牡丹甲天下”的美譽，僅這兩點就足以使一個城市名垂青史，且不論還有千年帝都的盛名。把絲綢之路與洛陽牡丹聯系起來的構思，啟動了王昆峰《絲路花語》的創作過程。

　　洛陽牡丹千姿百態，雍容華貴，千百年來已被無數筆墨丹青吟詠描繪，生發出五彩斑斕的審美意象，被賦予豐富的人文內涵，當下又被攝影垂青，它的風姿花容早已被影像表現得淋漓盡致、無以復加，因此王昆峰的選擇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其實王昆峰有過多年拍攝牡丹的經驗，但這次卻全然拋卻過去的思路，另辟蹊徑，進行超越自我的探索和追求，表達出一種藝術創新的勇氣和信念。這種選擇對自己同樣是一個挑戰，考驗著攝影家的藝術靈感和創造能力。

　　面對雙重挑戰，王昆峰深思熟慮，謀定而后動。他把《絲路花語》定位于洛陽牡丹花瓣花蕊的微距拍攝，在直徑1厘米左右的空間里進行超出人的視覺的探索和發現，為此他添置了1億像素的飛思XF100MP相機、微距鏡頭、燈具和用于后期的圖形工作站，把辦公室改成了攝影棚，開始無休止地摸索拍攝。過去的經驗幾乎失效，按下快門后的結果很難預測，每一次拍攝都面對新的未知。選擇花朵仿佛是一種“隨機”，按下快門有時會產生對“意外”的期待。隨機與意外充滿著偶然，也讓微距拍攝充滿了魅力。他不停地測試數據，調整角度，變換燈光，一點點地減少偶然和意外，發現必然和規律，一步步地使某種可能變為現實，拍攝幾乎成了科學實驗。他樂此不疲，夜以繼日。

　　或許與我們的文化傳統有關，實驗精神正是中國攝影所缺乏的。實驗是發掘新的表現潛能的途徑和從可能到現實的橋梁，攝影的表現領域因實驗不斷拓展。不論是F64小組（1932年至1935年，一群位于美國加州具有相同攝影理念的年輕攝影師組成的攝影小組），還是包豪斯學院的攝影師們，實驗都是他們創作的基礎。五花八門的當代藝術其實來自五花八門的實驗。《絲路花語》所體現的實驗精神，對于許多正在努力尋找新出路的攝影師無疑是一種有益的啟示。

　　當王昆峰選擇牡丹以及飛思XF100MP相機、微距鏡頭并在影棚拍攝的時候，他的目的就已經十分明確。正如約翰·伯格所說：藝術家對題材的選擇基于某些理由或發現的意義，當題材選定之后，創作本身的作用就是傳達及證明選擇的意義，所以題材開始于藝術家為了“特殊的說法”所選擇的事物。他還特別指出：對于藝術家而言，真正特殊的、有意義的是純粹視覺上的——色彩及形式。通過微觀牡丹，建構一種超越尋常觀看經驗的、純粹的視覺形式，形成自己的“特殊說法”，并努力達到技術的極致，在牡丹或花卉攝影中實現創新或突破，這是王昆峰題材選擇和拍攝實踐的意義。

　　這種進入對象的角度使王昆峰擺脫了具象顯現和識別功能的束縛，以光影、線條、色彩為基本元素，進入微觀的、高度抽象的表現。他小心翼翼地控制著景深，衡量著虛實，把握著線條的疏密走向，色彩的濃淡深淺，在秩序與自由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他追求著形式的簡潔而讓線條靈動和具有表現力，他讓色彩鋪滿空間，純凈、通透、輕盈，在這個形式的世界里，純粹的線條和色彩就是影像的生命和意義。如果說作品中還有一些再現性的話，正如提出藝術就是“有意味的形式”理論的克萊夫·貝爾所說：其價值也只在于其形式而不在其再現。視覺形式的意味其實難以言表，我們可以把《絲路花語》看做一種別樣的生命風采，這是攝影家的感知、發現并在色彩語言和空間表現中獲得的升華。

　　微距拍攝中的偶然性、隨機性是無法完全消除的，王昆峰的拍攝往往不是看到了什么才拍，而是在拍的過程中才看到是什么，甚至在拍攝放大后才完全看到拍了什么。因此這些作品許多是無法重復的，這會增加作品的價值，也使每一次拍攝都有面對未知的緊張與期待。他不依靠后期，力求充分顯示攝影這一視覺手段的固有特征，影像在后期只做剪裁和整體微調。他拒絕了使用多次曝光的建議，他說攝影就要在“咔嚓”一下中完成。全部拍攝他都始終“固執己見”。他把激情洋溢的拍攝置于嚴謹的科學精神之上，把高像素相機的表現力盡量地發揮出來，并在逐步得心應手的實驗探索中，盡量比別人走得更遠，這使他的微距牡丹最終打上自己的烙印，成為自己“特殊的說法”。從王昆峰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一個很理性又很執著的人，他的用心和耐心都滲透在《絲路花語》之中，讓我們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