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文字還在，只要人性還在，只要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還在，只要人類對理想和幸福的憧憬還在，那么，文學就不會失去她的魅力和價值。

　　趙麗宏 1952年生于上海，著名散文家，詩人，全國政協委員，民進中央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文學》雜志社社長，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華東師范大學、交通大學兼職教授。著有散文集、詩集、報告文學集等各種專著共70余部，作品曾數十次在國內外獲獎，并被翻譯成多種文字在海外出版。散文集《詩魂》獲新時期全國優秀散文集獎，《日晷之影》獲首屆冰心散文獎。有十多篇散文作品被選入中小學語文課本和大學教材。

　　宋珅：在今年的全國兩會上，您作為作家和政協委員，提出要在中國設立一個世界性的文學獎，在網上引起熱議。這一提案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趙麗宏：關于設立中國的世界文學獎，其實我已經思考了很多年。在上海也曾多次提出建議。本來想，北京不做這件事，上海或其他地方也可以做，當然，是由民間來做。在一些人眼里，這是件小事，無關國計民生，可有可無。人家諾貝爾獎辦了一百年，中國人能做到嗎？現在很多中國人沒有文化自信，認為一切最好的，最有權威和公信力的，都在西方，對文學的評判，也是西方說了算，中國只有被西方批評的資格，沒有評判西方的權利和能力。所以設立中國的世界文學獎聲音一出，便有人斷章取義，發出嘲諷之聲。這其實是缺乏自信的表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我們需要做這樣的工作，設一個中國人的世界文學獎，能夠表現中國的氣度、胸懷和文化自信，也是中國對人類，對世界文學的貢獻。中國已經有國際電影節、電視節，每年都評出世界性的獎項，在音樂、舞蹈等領域，也已經設立了國際的獎項，在世界上獲得好評，影響力也越來越大。而在文學方面，中國一直無所作為，這樣的狀況，不應該再延續。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不遺余力地翻譯推介西方文學，我們對世界文學的翻譯之多之廣，可謂世界之最。這就是中國評價世界文學的堅實基礎。我的提案，其實只是提出一個思路，期望引起社會共識，如有了廣泛共識，那就可以具體著手來做。至于如何辦這個獎，叫什么名字，由誰來牽頭，具體的評獎規則如何制定，評委有哪些人構成，獎金到底多少，可以征求各方面的意見后再逐步確定，逐漸完善。

　　宋珅：您與莫言見面時是否交流過這一問題？

　　趙麗宏：沒有。兩會期間和他匆忙見面，說的是其他話題。莫言獲獎后，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處處被記者和慕名者圍堵。不能太煩擾他，應該給他靜心寫作的環境。

　　宋珅：您覺得莫言得獎，對于中國文學最積極的意義在哪？

　　趙麗宏：莫言獲獎，是他個人的榮耀，也是中國文學的光榮。作為中國當代的優秀作家，莫言獲獎當之無愧。因為莫言獲獎，一向輕視中國當代文學的西方世界，開始正視中國的文學。在世界文學中，中國文學是不能忽視的重要部分。但不少人以前不這么認為。在他們眼里，一切都是外國的好，中國的作家離世界水平距離很遠。莫言獲獎，對中國的文學愛好者是一種鼓舞，對那些崇洋媚外者，應該是一次教育和提醒。中國作家用漢語寫作，主要讀者當然是中國人，被母語讀者歡迎認可，是作家的光榮。面對世界，中國的文學也完全可以有自己獨特的魅力，雄踞世界文學之林。再不要自輕自賤，更不要自損自貶。莫言獲獎，也提醒了中國人，中國的文學要走向世界，需要更多有水平的翻譯和推介。中國對西方文學作品的翻譯一直熱情澎湃、不遺余力，但卻無力向世界翻譯推介中國文學，這樣的狀況，應該改變了。

　　宋珅：看到您在《人民日報》上談到“要勇于表達中國人的文學口味”，告訴世界我們喜歡和推崇哪些作家和文學作品。那您覺得，距離能夠讓世界看到、聽到我們的文學表達，我們還有多遠的路要走？

　　趙麗宏：當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而且是一條沒有盡頭的路，只要文學還存在人間，中國人就應該在這條路上走下去。路再長，目標再遠，也必須從腳下的路一步一步往前走。要在這方面做一些腳踏實地、有水平、有成效的工作。除了設中國的世界文學獎，應該在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媒體經常發表有見地的世界文學批評，中國也要有一些具有世界影響力的文學評論家。這方面的權威，不是一兩天時間，一兩篇文章能樹立起來的，需要積累，需要傳播，需要逐漸深入人心。設世界文學獎，也是如此，決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辦成一個舉世公認的大獎。必須吸取教訓，防止弊端，學習世界上成功者的經驗。瑞典是一個北歐小國，也不是文學的大國，但諾貝爾獎堅持了一百年，辦成最具權威的世界性獎項。中國是一個有悠久傳統、有深厚根基的文學大國，如果中國人認真辦一個世界性的文學獎，有何不可？任何獎，都不是一開始就成熟而有權威的，如果我們制定了科學合理的條規，以最高的要求和規格，以公信公正和專業服人，持之以恒，一定能成為一個有世界影響的文學大獎。在中國做有意義有價值的事，永遠會有人批評嘲諷。沒有別的辦法，把事情做好，得到世界的承認，是對嘲諷者最好的回答。

　　宋珅：上世紀80年代您就曾擔任《萌芽》雜志的編輯，現在依舊在從事文學雜志的工作，三十多年過去了，您覺得如今從事文學創作的文學青年和現在的創作環境背景，與當年相比有什么不同？您從中體會到的最大變化或感觸是什么？

　　趙麗宏：這三十多年來，世事滄桑巨變，中國人的精神面貌和生活狀態也發生了很大變化。曾有人很夸張地預言“文學將死亡”。我對文學的前景，卻始終沒有太悲觀。我認為，只要文字還在，只要人性還在，只要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還在，只要人類對理想和幸福的憧憬還在，那么，文學就不會失去她的魅力和價值。新的科技和媒體高速發展，確實使現代人的生活和行為方式發生各種變異，年輕人的興趣，向更豐富多彩的領域轉移，文學的傳播渠道，也有了顛覆傳統的變革。青少年的閱讀和寫作，網絡的影響已超出傳統紙媒。現代的傳播手段，使文學的寫作和發表不再神秘，也不再是作家的專利。這是好事，必定會促進文學的普及和發展。但網絡的寫作，魚龍混雜，泥沙俱下，極少的珍珠被大量的垃圾包裹，讀者要沙里淘金，很難，要耗費大量時間，也是浪費寶貴的生命。所幸，還是有一些高水平的純文學刊物，在喧嚷幻變中堅守堅持，把優秀的作品向讀者推介。我認為，不管世界如何變化，文學的本質，不會改變，讀者對優秀作品的評判標準，也不會改變。年輕作者中，不斷有優秀的新人新作出現，讓人欣慰。當然，也有不少以賺錢為目的的功利寫作，可以熱鬧一時，可以每天在網上敲出數萬字吸引眼球，但很快會被人遺忘。

　　宋珅：從2010年，出版單位開始轉企改制，很多純文學刊物面臨著機遇與挑戰。作為《上海文學》雜志社的社長，不到三年的時間，您是否找到了純文學期刊生存的出路，還是依舊在摸索中？都做過哪些努力與嘗試，結果如何？

　　趙麗宏：最近幾年來，我一直在為中國的純文學刊物的前途和命運呼吁。出版單位的轉企改制，不應該一刀切，對純文學刊物，應該有保護援助的措施。文學作為精神產品，與一般的商品不同，它能陶冶人的情操，提高人的素質，影響人的心靈，它的影響力反映了國家和民族的軟實力。純文學期刊擔負著發表優秀作品，培養文學新人的重任，是文化傳播的重要載體和渠道，是繁榮文學事業不可或缺的園地。有影響的純文學期刊，是國家的文化名片，是有社會公益性質的出版物。中國的純文學刊物，目前在經濟上大多處于艱困的境地，很多刊物入不敷出，難以為繼。讓純文學刊物和那些通俗時尚的暢銷雜志以相同規則在市場上競爭，既不公平，也不合理。對文學事業的發展，極為不利。這種現狀，希望有所改變。一方面，純文學刊物必須在堅持文學理想的同時革新求變，更貼近讀者，贏得讀者。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對這些刊物實行一些扶持和保護性的政策，以促進它們的生存和發展。如不分青紅皂白將所有期刊改制轉企，對純文學期刊，無疑是雪上加霜。為此，我曾多次提案呼吁，得到了有關部門的重視。《上海文學》并未轉企，也沒有改變辦刊的宗旨。前兩年，我們還呼吁提高稿費，得到上海市有關部門的支持，撥專款用于提高稿費，《上海文學》和《收獲》雜志稿費比以前提高了3至5倍。這是對文學創作的尊重，也是對純文學雜志的激勵。

　　宋珅：散文和詩歌在這個習慣快餐化閱讀的浮躁時代，似乎顯得越來越邊緣化，甚至很多人轉行去寫小說，而您卻能潛心創作三十余年，您是如何做到的？您的散文風格平靜溫和，您是如何讓自己的心態沉下來的？平時除了寫作有沒有其他的興趣愛好？主編《上海文學》有沒有對您的創作產生影響？

　　趙麗宏：讀書和寫作陪伴了我大半輩子。寫作對有些人來說也許是一種追求時髦、與時俱進的事業，而我卻始終認為，這應該是一件以不變應萬變的事。這是我自己選擇的一種生活，是我的人生。萬變的是世事，是永遠花樣出新的時尚，不變的應該是一個寫作者的心境，是他對人生的態度，即所謂在喧囂中尋寧靜，在煩擾中求純真。這幾十年，我努力讓自己保持這樣的心境。我有一本即將出版的新書，書名是《我愿意做一塊礁石》。在水中，你可以是浮萍游魚，隨波逐流，也可以是一塊礁石，任激流沖擊，浪花飛濺，卻始終保持著自己的安靜和沉著。我愿意做一塊礁石。我喜歡散文和詩歌，這些年寫作確實以散文為多。但我并沒有感覺散文和詩歌的閱讀被邊緣化，來自讀者的反饋告知我這一點。作家對各種文體的嘗試，其實很正常，散文家和詩人有寫小說的，而小說家寫散文的更多。我今年也會有一部小說出版。我覺得，一個文人，應該興趣廣泛，對大千世界的萬種風情都有了解的欲望。除了讀書，我喜歡聽音樂，喜歡筆墨書畫，喜歡研究古物，喜歡二三好友聊天，也喜歡一個人諦聽天籟。編文學雜志，也是我喜歡的事情。主編《上海文學》，當然會占用我的不少時間，但這工作使我和中國當代文學保持一種緊密的聯系，也可以成為我寫作的一種動力，我想盡力做到編刊寫作兩不誤。

　　宋珅：您的很多散文都寫到了您所經歷的“文革”和“插隊落戶”生活，那段經歷曾是您的創作源泉嗎？當時是什么支撐您度過了那段艱苦的歲月？這些作品放到現在“90后”、“00后”孩子們的教科書中，您覺得他們是否可以理解？或者說現在對于他們的教育意義何在？

　　趙麗宏：“文革”和“插隊落戶”生活，是我的人生第一課。我早期的寫作，很多內容都與此有關。我寫過不少散文和詩，回憶、描繪、思索那段生活。是人間的愛，是文學，是對理想的追尋，使我越過坎坷走出了迷惘。這段生活，影響了我整個人生，我現在的寫作，還時常會涉及那個時代。“文革”歲月，是現代中國一段極為獨特和重要的歷史，不能遺忘，值得研究。反映那個時代的文學作品，我相信現在的孩子們能夠理解。讓他們了解“文革”，了解真實的歷史，是極為重要的事情。前事不忘，后事之師。一個漠視或者屏蔽自己歷史的民族，是不會有希望和前途的。

　　宋珅：您有不少作品入選大中小學語文教材，您寫的散文還多次成為中考、高考語文命題材料。現在也有不少出版社推出您的作品供青少年閱讀。在您看來，現在的學生應該多讀一些什么類型的書？

　　趙麗宏：我的文章被選入課本，被用作考題，這是我自己無法控制的事情。我寫作時，從來沒有想過要為孩子們寫課文。文章能被選入語文課本，讓廣大學生閱讀，對作家來說當然是一種榮幸，也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但這也可能是一把雙刃劍。不同的語文老師，對文章會有不同的解讀和教學方法，如果老是讓學生背誦默寫，像解剖麻雀一樣分析文本，提種種問題盤問刁難學生，學生必定拒絕生厭，再好的文章，也可能成為他們的敵人。學生的閱讀，決不能局限于語文課本，應該鼓勵提倡讀課外書，可以讓他們閱讀的好書浩如煙海。我認為，有一種閱讀，不會浪費孩子的時間，這就是閱讀經典，古今中外，那些已被歷史定論的優秀作品、文學名著。讀這樣的書，是和智者交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