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只某年“出生于東勝神洲傲來國花果山”的潑猴，又一次成了焦點。由香港電影人周星馳執導的電影《西游降魔篇》，作為其“西游”系列電影的第三部，正以超過12億人民幣的票房釋放“西游”的魔力。

　　從《西游降魔篇》回溯，《西游記》已經數十次亮相銀幕，包括默片、戲曲片、動畫片、電視劇等諸多類型，就連日、美等國影片也相繼借用這一題材，詮釋他們心中的孫悟空、唐僧和豬八戒。《西游記》流傳了400多年，為何依然魅力未減？文學名著《西游記》緣何與影像藝術如此親近？在今天的銀幕之上，我們當以何種態度講述“西游”？幾位文學研究者和電影研究者的觀點，或許能給出答案。

　　為何經久不衰

　　經典文學潛藏魅力符碼

　　在中國，每當與人們談起孫悟空，總會迎來粲然笑意。不論學術研究還是民間閱讀，無論老幼少長，幾乎人人心中都有一個屬于“西游”的世界。這實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文化現象。

　　在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西游記》研究者苗懷明看來，“西游”的魅力源自文學，“《西游記》里的故事充滿懸念，唐僧的命運一直牽動著讀者。唐僧屢屢被妖怪抓走，生死未卜，最終又總是有驚無險，渡過難關，妖怪的來歷如何，孫悟空會到何處搬兵，都構成了懸念，其中穿插了一些有趣的細節，驚險而不失風趣，讓人讀來欲罷不能。”在酣暢淋漓、扣人心弦的閱讀體驗之外，吳承恩筆下的唐僧、孫悟空、豬八戒、沙僧以及各路妖魔鬼怪，都有非常鮮明的性格。“既復雜又有一定深度，很難單純用好或者壞來概括。作品在塑造人物時，注意將人性與動物性結合，產生了奇妙的藝術效果。”

　　當然，最令讀者津津樂道的還是《西游記》用文字構建了瑰麗豐富充滿想象力的王國。苗懷明評價說：“作品所寫雖然都是虛構的場景、故事和人物，但都栩栩如生。天上人間、仙界地府，隨手拈來，涉筆成趣，想象豐富新奇，為讀者展示了一個全新的藝術世界。” 正如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評點“諷刺揶揄則取當時世態，加以鋪張描寫”，神仙、妖怪皆有七情六欲、精通人情世故，這種與世俗相通的親和力讓《西游記》里所描繪的天庭仙界映射了人間社會的秩序與法則；再加上有趣的故事、有趣的人物、有趣的想象和有趣的筆法，構成了《西游記》蘊意豐富的文本空間，彰顯了超越時代的文化穿透力，也賦予后人解讀的奇思妙想。上世紀80年代末，日本學者中野美代子多次像唐僧取經一樣來中國實地考察，從神話學、人類學、地理學、宗教學、民俗學、社會學等層面詮釋“西游記的秘密”，最終也不得不感慨對于西游的解讀只不過是冰山一角。近幾年，“西游”愛好者寫作的《悟空傳》、《解碼西游記》等，用另一種眼光“打量”西游，用當代文化思維重新拼貼的“西游”故事，受到青年人的喜歡。

　　為何備受青睞

　　技術進步拓寬表達自由度

　　如此繁多的元素，不斷吸引人們用各種手段和視角闡釋“西游”。影視創作對于《西游記》的“鐘情”可以追溯到默片時代：天一公司的《孫行者大戰金錢豹》、《西游記·女兒國》，大中國影片公司的《豬八戒招親》、《孫悟空大鬧天宮》，上海影戲公司的《盤絲洞》……僅1926年至1928年期間，就有至少18部取材于《西游記》的影片誕生。影像技術與《西游記》的相遇，為闡釋“西游”提供了新的語匯。上世紀60年代前后，香港邵氏公司相繼制作了《西游記》、《鐵扇公主》、《女兒國》、《盤絲洞》、《紅孩兒》等深受歡迎的影片，深刻影響了香港電影人的“西游”觀。周星馳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自己對于“西游”的興趣和認識最初都源自上述電影。后來的動畫片《大鬧天宮》、央視87版電視劇《西游記》等影視作品，直至今天還不斷被各家電視臺重播，成為幾代人共同的記憶。

　　“孫悟空活在每個中國人的心中。《西游記》是一部經久流傳的文學名著，除了奇幻的想象，還具有非常濃烈的民族文化特色。這種獨特的藝術魅力，為影像的二度創作提供了極佳的基礎。”北京師范大學教授黃會林說，影像藝術與文學名著的結合是一種雙贏的方式。《悲慘世界》、《戰爭與和平》、《傲慢與偏見》、《復活》等名著都數次被改編為影視作品。

　　“完善的工業化體系和先進的數字技術，為魔幻題材的影片拓展了創作空間。”中國電影資料館副館長饒曙光分析，從世界電影史來看，基本上每隔十年二十年都會有某種電影類型成為重拍的熱點。100回的《西游記》無疑是故事的寶藏，“西游”題材電影將不斷有重拍的作品問世。“我們曾經創作出堪稱經典的電影作品，但受制于當時的表現手段，已經難以滿足現代觀眾的視聽要求。而今，技術的進步無疑會拓展藝術表達的自由度。那些由文字描述的、天馬行空的想象，借助高科技的影像手段，將呈現為具有震撼力的視聽感受。這為魔幻類電影帶來生長的空間。”

　　如何面對“西游”

　　以敬畏之心賦予時代活力

　　“《西游記》雖然寫的是十分嚴肅的主題，但作者常用輕快的手法、調侃的口吻、諷刺的筆調，造成一種喜劇氛圍，將苦難與沉重化為輕松。”苗懷明認為，這既是《西游記》區別于其他古代小說的特色，也是吸引現代觀眾的緣由。或許周星馳捕捉到了這一點，采用“無厘頭”對《西游記》進行喜劇化改造，形成“周星馳式的表述”。“大話西游”在市民文化、商業文化、流行文化的融合之地香港誕生，成為那個時期香港人的文化心態和文化趣味的表征。在大陸，也受到青年群體的歡迎。此番《西游降魔篇》摘得高票房，多少也來自“周星馳式表述”口碑的延續效應。

　　受訪的文學研究者和電影研究者，都特別強調要區分“改編”與“取材”兩種創作方式。苗懷明認為“改編實際上是在用一種特別的方式向作者、向原著致敬。因此，影視的二度創作要尊重原作的整體框架和故事情節、人物性格以及風格特點”。黃會林則強調，“改編名著不能戲說名著、曲解名著、肢解名著，創作者應該對名著懷有一顆敬畏之心。”

　　不過，這種敬畏與尊重不代表抹平影視的二度創作。“任何電影都是面對當下的藝術，是一種在時在地的創作。滿足和適應當下觀眾的視聽要求是電影藝術家應該完成的任務。”饒曙光說，包括《西游降魔篇》在內關于“西游”的影視創作，以原著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為元素，發揮電影的表現優勢，形成了相對獨立的作品。因此絕大多數只能算作“取材”，并非“改編”。“電影與文學的區別就在于，電影相對簡單，無法表達文學的多樣和豐富。在不破壞原著基本精神的前提下，電影的改動和再創作是否成功，評價的尺度在于當下的觀眾能否接受、喜不喜歡。而如果以文學的立場、標準、思維來評價和要求電影，是有失公允的。”

　　饒曙光認為，不論是評判電影作品還是中國電影產業，都應該回歸電影的本源，即“電影是一個高科技、工業化、大眾化、敘事化的藝術形式”，從電影的特殊性上做判斷、找對策。而受訪者的普遍遺憾是，目前在市場上受歡迎的電影在藝術品質、人文內涵等方面依然不盡如人意，《泰囧》、《畫皮2》、《西游降魔篇》皆是如此。“這與當前以青年為主體的觀影群體有關。一方面，電影創作要不斷尋找新的敘事、新的結構、新的想象，才可能贏得觀眾的互動和認可。另一方面，當下青年群體的過度娛樂化、非理性消費也勢必會反饋到電影創作中。對于電影，這是一個全球共同面臨的問題。而在中國，觀眾趣味的調整和進步依賴于全社會文化水平的提升、高端觀眾群體的形成以及電影市場結構的完善。這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饒曙光說。

　　“面對中國電影，我們滿懷信心。”黃會林認為，我們有像“西游”這樣豐富而獨特的文化資源，也有從政府到民間發展電影的熱情，面對好萊塢等強勢電影文化，我們需要堅定的是自己的文化“定力”，扎扎實實做好“中國”的電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