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鐵上，一排排的人，有著同樣的動作——低著頭拿著手機；餐館里也同樣是這樣的場景——同桌的你我不抬頭交流，而是在微博上@來@去。通訊工具的現代化，本應拉近人與人的距離，卻又造成人群的疏離和自我封閉。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副主任田青看到的現實，仿若馬爾庫塞《單向度人》的2013版。自十八大以來，“城鎮化”成為經濟界和文化界熱議的關鍵詞。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指出，到2020年，國家要實現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經濟界學者預計，2020年中等收入者將達到6億，城鎮化率將超過60%，城鎮化率每上升一個百分點，會有1000萬人口轉到城市，而這個速率目前高達1.35%。未來10年，城鎮化將拉動40萬億元的投資收益。成為城鎮化“戰場”的中國，是否會迎來“單向度城”的浪潮？

　　從千城一面到萬鎮一面？

　　“城鎮化”泛指農村人口轉化為城鎮人口的過程；城鎮化是人口持續向城鎮聚集的過程，也是世界各國工業化進程中必然經歷的歷史階段。“城鎮化是農村朋友幾代人的希望，擁有城市戶口，享受城市生活，給了他們理想。”田青說，城鎮化是未來發展的引擎。

　　但委員們害怕的是發展中的負面因素。2008年開始，城鎮化就已是各級官員口中的熱詞，特別是二三線城市，房地產業異軍突起，有些官員甚至認為“消滅村莊、發展經濟”就等于城鎮化。馮驥才看到，全國660個大中城市的老城區、老建筑大部分被拆光，全國歷史記憶深厚、民間文化遺產豐富的村落只剩2000多個，“這個數字還在逐漸減少”。田青認為，第一輪城鎮化只重視了房地產、水泥、新型建材、機械設備和大眾消費品這“五朵金花”。“我們去一些歐洲小鎮，會感覺非常舒服、非常享受，因為這些小鎮是根據本地的歷史文化特色建設起來的。如今中國的城市已經被建造成‘千城一面’了，所以我們的城鎮化千萬不能走‘萬鎮一面’的錯誤道路。在規劃一個小鎮時，政府應該派專業人員深入當地，去了解那里的風土人情，不要一味追求建造高樓大廈，因為‘唯高樓論’已經被事實證明并不適合中國城鎮化的建設。”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說。

　　馮驥才去“家家能點染，戶戶善丹青”的楊柳青三十六村，老鄉告訴他楊柳青也要城鎮化，“沒有農耕生活，文化的土壤和空氣不一樣了，文化就會潰散”。中國660個城市千城一面的城鎮化，只是地理概念的城鎮化，只是房地產驅動的城鎮化。

　　“這是文化的突然死亡。”馮驥才等委員認為，“讓農民進城=城鎮化”的想法太片面了，只從經濟層面來決策的城鎮化結果，就是“半城市”的“單向度城”。

　　缺乏市民文化傳統是短板

　　城鎮化的含義并不僅僅是簡單地把農民轉變為城鎮居民，而應該是各種區域經濟類型的和諧共榮，應是多種資源、文化的融合。“城鎮化和保護傳統應是一致的。”馮驥才說，“城鎮化是中國發展的必經之路，但不能在城鎮化中忽視中國傳統文化。”范迪安認為，城市建設應該與文化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中國農業文明博大精深，中華文化中的絕大多數精華都來自鄉土社會，因此鄉土文化應該成為中國城鎮化建設的一個重要因子。城鎮能夠傳承文化，這已經成為共識。中國的城鎮化建設十分需要文化的滋養，我們必須根據不同地區的文化特征來進行城鎮規劃。

　　城鎮化中，文化還沒有擺到重要的位置，考慮更多的是拉動經濟、消費的杠桿。城鎮化過程中，如何通過保護村落來保護傳統文化，是重要的課題。“農村的農耕文化轉為城鎮文明，會有很多的文化問題。如何保持優秀的文化傳統，如何進行文化根脈的延續，如何保護遺產……”馮驥才指出，像婺源和廣東一些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鄉村，就得保護起來，城鎮化對這些地方無疑是破壞。

　　“我們的傳統文化，除了古琴和昆曲等是市民化、文人化的產物，絕大多數是農業文化、地域文化和鄉土文化。在城鎮化的過程中，我們必須面對鄉土斷裂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讓鄉土文化進入和延續在城鎮化進程中？”對此，田青的答案是在規劃中為文化的發展預留空間，“特別是古老而優秀的建筑文化——我們不能讓年輕人在離開了鄉土之后也永遠離開了鄉土文化。”

　　馮驥才認為，保護鄉土村落的基本形態和元素，不等于不動它，它不像文物一樣，有的也得改。“我有一次問一個山西農民工‘春節想不想回家’，他說‘不想’，因為晚上上廁所都愁人——熱炕上爬下來，穿過院子，冷風直往身上竄，屁股跟冰鎮西瓜一樣，半天焐不過來。這樣的房屋設計，就得改造。”

　　城鎮化已經不可避免，但不能以經濟和GDP作為指標。中國城鄉二元結構根深蒂固，城鎮化過程中市民化過程不匹配，導致我們不存在作為共同體的市民群體。沒有豐厚的市民文化，沒有城市文明，是中國城鎮普遍的頑疾。“這一輪的城鎮化浪潮中，關鍵是要有軟件、有具體的措施，讓現代城市文化和傳統鄉土文化都有生長的空間。”田青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