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河南籍作家周大新30多年的寫作歷程中，《安魂》是他寫得最艱難的一部，甚至有時，他一天只能寫出一兩百字。
《安魂》是周大新與英年早逝的兒子的對話。他想用這部作品讓自己從悲痛中走出來。同時，用它撫慰那些因疾病和意外災難而失去兒女的父母。
評論家胡平在評價這部作品時說：“我們尊敬的作家中，恐怕只有兩位曾點燃自身，以生命為火炬，照亮了我們意識到的生死兩界，一位是史鐵生，一位是周大新。”
日前，周大新帶著這部嘔心瀝血之作在由中國作家協會與河南省委宣傳部共同舉辦的“文學中原崛起”活動中亮相，并接受本報記者專訪。
鄉村書寫是一種自覺
周大新認為，河南作家的創作有三個特點：“ 一是，幾乎每個河南作家都寫過鄉村題材作品。因為河南的農業人口比例大，作家大多數來自農村，鄉村是他們的牽掛；二是，河南作家筆下的苦難多，這也是歷史造成的。中原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自然災害也多，這些苦難擺放在那兒，作家不可能不關注；三是，因為洛陽、開封都是幾朝古都，宋朝南遷后，中原的風采不再，人們經常回憶往昔，有種深深的失落和懷念。所以不少河南作家都擅寫歷史題材小說。”
周大新的多部作品都在反映農村生活，鄉村書寫成為他的一種文化自覺，其中最負盛名的當屬《湖光山色》。
“鄉村生活是中國當下大部分人還在過的生活。雖然很多人在城市打工，但是他們每年還要回到鄉村種地、收割。在城市里，他們沒有房子，沒有根。他們最關心的還是天氣、土地的收成。”
周大新亦如此。他雖然生活在城市，仍關心家鄉莊稼的長勢。周大新認為，“我無法擺脫土地給我的記憶。”他認為，書寫鄉村不僅是為了表達情感、記錄土地，也是有一份責任。
“我見識到了外面的世界，有了比較。比如河南農村跟山東農村存在的巨大差距——山東農村靠近海，其生活質量、文明程度比河南農村高。我有一種責任告訴我的鄉親們，還有一種鄉村生活跟我們不一樣。”
他家鄉的村子很封閉，流動人口數量小，很多人一生都沒有出過縣城。到1990年代，打電話還要到郵電所。他希望能通過自己的作品給他們以啟蒙。
大鼓書是我的啟蒙
周大新說：“我寫鄉村生活時不會有疏離感，心里也親近。”他至今都忘不了一個場景：在夏天，月亮高懸于空的晚上，母親常抱著他去聽大鼓書，那些說書藝人把歷史小說一回一回演繹出來。月光下，全村人都坐在一起聽，鴉雀無聲，對周大新而言，這是他的文學啟蒙。
“文革”時，周大新正上初中，學校圖書館有3萬多冊書。孩子們就把窗戶敲碎，拿書看。在那時，周大新看到了《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紅旗譜》……他對這些故事十分著迷。
當兵以后，文學也一直影響著他。
“當時我的班長喜歡看蘇聯小說。我偷偷拿過來看，在他回來前，再塞到他的褥子下。”后來他知道，這部作品正是作家托爾斯泰的著作《復活》。
他處女作發表時間是1979年。“一開始我就寫長篇，那時候沒有什么文學積累，全憑興趣，寫了一個臺灣老兵思念家鄉的故事。”那時的周大新并不知道要選擇自己最熟悉的題材去寫作。當時他接觸到許多臺灣老兵的資料，這些資料打動了他。可事實上，他并不理解老兵的內心世界，也不了解臺灣的生活。這部長篇竟寫了30多萬字，周大新拿給朋友看了，大家都搖頭，他一狠心就把稿子燒了。
長篇寫作無果，周大新轉而寫電影劇本。“那時候一個電影就可以讓全國人都認識。我寫了3個電影劇本，分別投給長春電影制片廠、西安電影制片廠、北京電影制片廠，結果都被退回來了。”直到此時，周大新才開始意識到自己不應該這樣亂寫。他從頭做起，寫起了自己熟悉的題材。
1979年對越自衛反擊戰開始，周大新的許多戰友參加了戰爭，他以戰友寄回的信件為素材，虛構了一篇小說，終于在《濟南日報》發表。
寫一天就賺了一天
“小人物才是歷史的主體，他所承受的苦難都是大人物給他們的。”周大新的作品中有許多小人物，他感懷于他們的命運，并努力塑造一個個鮮活的生命，為他們記錄下一筆。
他寫過不少作品。熟悉他的讀者不難發現，他與眾不同的是，寫過太多不同類型的作品，而不局限于他最熟悉的部隊生活和鄉村生活。
“作家的創新除了要體現在觀念新，敘事方式的創造之外，題材選擇也應該新。曾經有個理論說：作家要在一塊地上掘一口深井。我覺得我們不應該局限在這一口井上。”他覺得作家不應該重復：“我讀小說讀到我熟悉的領域，情緒馬上就降下來，因為我對它的了解和思考可能要超過小說本身。”
一直對明朝的歷史感興趣的他，寫出歷史小說《戰爭傳說》分析明朝的戰爭。生活在城市，寫慣了農村的他又用《21大廈》把他對城市生活的感受寫出來。他總能找到特殊角度去詮釋一個大家熟悉的題材。
盡管涉及多個領域創作，但周大新并不認為自己是個高產的作家，他想慢慢寫，把自己想寫的東西，盡量寫好、寫完。在他看來“寫作就是馬拉松長跑，沒有盡頭。沿途有人為你鼓掌當然好，沒有也要一直寫到死”。
“我現在不敢做長遠打算，因為我不知道生活會在什么時候結束，所以我每寫一天都覺得自己賺了一天。”說著說著，周大新笑了，額上的皺紋明顯得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