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芭蕾舞比賽等諸多賽事活動為中國芭蕾舞界提供新視野

　　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的組委會設立在北京東三環邊上的寫字樓里，那里也是趙汝蘅的辦公室。

　　玻璃門永遠大敞著，迎面是一張芭蕾舞演員們候場的巨幅黑白照片；轉過去，幾個茶幾、座椅悠閑地圍在一起，辦公隔間也是由玻璃門來構成，一個寬敞的所在，練功房一般，仿佛隨時都會有幾個舞者跑進來，在灰色地毯上來上一段GALA。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舞協主席、國家大劇院舞蹈藝術總監、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藝術委員會主席趙汝蘅就那么閑閑地靠在墻上，和工作人員談著事情——談那些有關籌備芭蕾舞比賽的事情。灰色毛衣、黑色短發，紅邊眼鏡，不同的體態和氣質讓芭蕾舞演員在人群中很是耀眼，趙汝蘅亦明顯屬于此類。在她28歲因受傷手術后就再未登臺的雙腳，如今踏著厚底的運動鞋，走路卻依舊如50年前她剛接觸芭蕾那般輕盈。

　　趙汝蘅輕輕走過去，又坐回隔間，手里多了幾份宣傳畫冊。首屆北京國際芭蕾舞暨編舞比賽的回顧畫冊和第二屆的宣傳折頁，“2013年7月舉辦，現在我們已在宣傳期，在國內外五家知名舞蹈雜志上做了廣告。”雖然早已脫下舞鞋，趙汝蘅依舊在做著有關芭蕾舞的事情。

　　　編舞

　　還應有文學底蘊

　　和音樂修養

　　“從1984年我帶隊出國參加比賽，到如今我已擔任很多國際賽事的評委；一些朋友都鼓勵我做比賽，我現在就想做這個對大家有益的事。”從中央芭蕾舞團的演員，到團長，再到藝術管理者和中國舞協主席，身份變化了，但趙汝蘅總還想為芭蕾為舞蹈多做點事。在國家大劇院的支持和劉鑾雄慈善基金會的資金贊助下，舉辦芭蕾比賽的想法水到渠成。

　　她和她的團隊從2009年開始策劃組織這個比賽，“找了很多比賽的資料，學習借鑒其他比賽的經驗，一切從零做起，很多志愿者、社會精英人士都來幫助我們。”就連這個辦公室，也得益于贊助和支持，最初辦公都是在我家。”

　　從最初趙汝蘅口中的“4個女人”——加上她，負責組委會日常工作的也只有四五個人，多數是女將——到如今首屆比賽得到北京市委領導和國際芭蕾舞界的肯定和贊譽，趙汝蘅“為大家做事、讓北京成為芭蕾的國際重鎮，匯聚人才和作品以推動芭蕾舞發展”的信心也越來越堅定。

　　而這種信心，“居然”是建立在如今有影響力的國際芭蕾賽事從20多個逐漸減少到不足10個的現實之上。洛桑、赫爾辛基、莫斯科、瓦爾納、杰克遜等重要芭蕾比賽上獲獎的舞者，立刻都會被國際知名舞團簽下，“比賽成為簽約會”的現實，也讓趙汝蘅感到新一代的芭蕾舞人才需要比賽平臺，中國芭蕾舞想要讓世界更清楚地看到、要發出更響亮的聲音，也需要這個平臺和機會。

　　首屆北京國際芭蕾舞比賽的亮點是加入了跨界的編舞比賽，實際上趙汝蘅深知編舞比賽不好做：“評委都有個人愛好，這個‘度’就不好掌握。”語調清晰而緩慢的趙汝蘅說：加入編舞賽，是為了吸引各舞蹈門類的編舞參與，提高中國編舞的水平，挖掘年輕優秀的編舞人才，在中國各地的創作很迷信名牌編導，其實有些小編導都很有才華，我們需要給他們搭建一個平臺。同時，大賽還請來多莉絲·萊恩、林懷民等重量級藝術家組成的，有著9位古典芭蕾評委和5位現代舞評委的評委會，保證了比賽的專業性和高水平。

　　去年夏天的比賽上，多個舞種的專家匯聚京城，其中舉辦的研討會和大師班也給了趙汝蘅延續的信心：“現在我們的教師和編舞力量薄弱，究其原因，是交流太少；芭蕾本身是海納百川的，所以堅持國際化藝術交流的做法應該延續。”她希望中國的編舞，不僅是肢體語言的堆積，而是能有講故事的本事，有文學底蘊和音樂修養。

　　在她看來，中國的芭蕾制作普遍缺乏想象力，“雷同的太多了。很多都是以大晚會的模式來安排節目，以領導意志為重——要的是豪華、大制作，過分地炫富，所以就拼命突出燈光、布景，忽略的是舞蹈本體。”談及舞蹈的晚會化和重形式輕內容的制作思路，趙汝蘅顯得不大高興，一邊慢慢說，一邊慢慢拿紙巾去擦翠綠外殼里iPad的屏幕。

　　　交流

　　倒貼錢的走出去

　　不應是走出去的方向

　　不僅有創作上的“不滿意”。如今面臨豐富多彩的演出市場，在文化體制改革大潮中，中國舞蹈及中國芭蕾如何生存、怎樣發展？盡管很多舞者在國外獲獎、優秀劇目得到好評，中國芭蕾及中國舞蹈藝術在國際舞臺位置的確立值得贊譽，而這門藝術的真正生存現狀似乎仍未得到很有力的改善。

　　面對這種情況，在趙汝蘅看來，確立正確的藝術方向和創排優秀的劇目能夠讓中國舞蹈及中國芭蕾藝術獲得改變。“跨界合作很重要。我理解：繼承就是學習——對你有幫助的就都可以學。”

　　跨界的思想，源于學習西方芭蕾史，也源于在國內看黑匣子話劇：京劇、現代舞、話劇同在一個舞臺上，這讓她思考如何讓觀眾知道芭蕾不僅僅是《天鵝湖》《紅色娘子軍》。“我希望不同流派的編舞和藝術之間的跨界，會給芭蕾帶來全新的視角。”

　　《紅色娘子軍》的大膽創新，為中芭奠定了國際聲譽，更是為實現芭蕾舞的民族化而進行的成功實踐，她大膽地挑戰了西方古典芭蕾的傳統模式，創新并發展了中國的芭蕾舞劇。“這讓我們明白西方芭蕾藝術必須為中國人民服務，我們得接過這個接力棒——不能永遠停留在《紅色娘子軍》的水平上，得有更多的舞劇，讓老百姓能夠欣賞芭蕾舞、喜歡芭蕾舞——中國的芭蕾舞不能遠離老百姓，繁榮芭蕾藝術，在群眾中進行普及是不可或缺的。”

　　從那時起，她就一直希望中國的芭蕾舞劇能夠跳出舞蹈圈，從其它藝術門類中獲得更多靈感：“我們嘗試把經典音樂《黃河》《梁祝》用芭蕾表現，也嘗試用柴科夫斯基的音樂創作表現中國春節版的《胡桃夾子》，更嘗試過許多現代芭蕾。”

　　本著這樣的思路，1999年，民族舞編導陳澤美為中芭排演現代芭蕾《黃河》，成為中芭自《紅色娘子軍》以來首部大型中國芭蕾原創作品；2001年，趙汝蘅帶著中芭，排演了以中西合璧的全新審美感覺和充滿舞臺實驗性的芭蕾《大紅燈籠高高掛》，邀請不同藝術門類的人才參與到芭蕾舞的藝術創作中來，在國內亦掀起評論的熱潮，為中國芭蕾舞發展開拓了新的空間。

　　2003年，中芭赴英國皇家歌劇院演出，十分成功，空前的盛況也讓趙汝蘅意識到“另外一種現實”。“當時有人問我怎么組織觀眾的，我很驚訝——怎么還有這種說法？我說我們從來不組織觀眾。”

　　組織觀眾來看演出，這幾乎成為當今一些中國文藝團體在國外演出時的慣例。“給錢就能去奧地利金色大廳演出。但我們的交流，不能是倒貼錢的，只求走出去，不求走入當地主流社會，沒有交流機會、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演出市場。有些在國外演出的報道是很不真實的。”在趙汝蘅看來，舞蹈藝術的走出去需要時機成熟，應當一步一個腳印去走；在邁出“走出去”步伐之前，首先要做的是“請進來”——“你讓國際知名的編導、經紀人來中國，看我們的演出，看我們中國藝術的發展，他們發現好的劇目好的演出團體和優秀人才，一定會主動請上門的。”

　　運營

　　有戲、有演員，

　　市場會跟著你走

　　自從1993年任中央芭蕾舞團團長以來，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中芭與國際的交往日益頻繁，她也因此成為中國舞者簽約海外院團的見證人。舞蹈演員出國，是藝術交流的好事，卻也是人才流失的難事。

　　對于這個困境，趙汝蘅的藝術管理生涯中曾經有一個成功的實例。1993年底，剛上任團長不久的她碰到第一個難題：廣州成立芭蕾舞團，用高薪來挖中芭的創作骨干。趙汝蘅設身處地去想——演員的心理其實非常簡單：就是想跳舞。

　　那就讓大家跳——她決定排全本《睡美人》，希望能讓很多人有上臺跳舞的機會。之后，果然絕大部分人留了下來。這個做法讓趙汝蘅堅信不移：藝術是能留住人的。

　　“現在所有院團團長都在用藝術留人；對于眾多舞蹈家來說，對藝術的熱愛要遠高于對高薪的追求。”

　　“但目前在國外，由于社保制度健全，舞蹈家能把舞蹈當作職業來看待；比如法國明確舞者42歲退休，那么他們很明白自己什么時候干什么，到了快退休的年齡就會對自己的未來有個規劃。而目前我們的人事制度還是一刀切，呼吁了很久的舞蹈演員退休制度無果，所以很多人不認為跳舞是自己的終身職業，就會在很年輕時想辦法去國外發展，或轉行，不完善的制度是制約人才留在國內的關鍵。”

　　人才的流動、市場的壓力，諸多現實問題也讓一些芭蕾舞團開始用增加演出場次的辦法來稀釋運營成本。到底是你跟市場走還是讓市場跟你走，趙汝蘅顯然傾向后者：“全年80至85場，這是一個比較合理的數字。畢竟創作、排練、演出是一個有規律的程序和系統，遵循藝術規律，如果這個系統運轉好，出好戲、出好演員，相信市場會跟著你走。”

　　總監的視野

　　藝術上特別要包容

　　如今，身為中國舞協主席和國家大劇院舞蹈藝術總監的趙汝蘅，關注更多的，是如何在培養中國的舞蹈觀眾的方向上做些請進來、走出去的實事。

　　在大劇院的藝術定位上，她一開始就確定了“名團、名作、名人”的高品位、高標準；“我們必須在一開始就墊起這個臺階，讓公眾知道、也感受到國家大劇院的舞蹈項目的品位與水準。今年10月，我們將在國家大劇院舉辦舞蹈藝術節，會介紹一些新東西給觀眾——比如我最近看到的以鐵臂阿童木漫畫為主題的舞蹈作品，視覺效果和舞蹈、音樂融合恰到好處，想象力極為豐富，也可以吸引各個年齡層次的觀眾，我們就應該把這些新的、高質量類型的舞蹈作品介紹到中國來，使國家大劇院的藝術節能夠有質有量地吸引觀眾。”趙汝蘅認為，只有更多的人接觸到舞蹈藝術，才會真正傳播、放大它的藝術魅力，而且也會培養起一批舞蹈藝術的忠實觀眾，形成穩定的舞蹈演出和交流市場。

　　而對于未來，趙汝蘅總愛偏著頭想一想。“我希望藝術上的眼界再開闊一點，藝術上特別要包容。”趙汝蘅“一輩子就做芭蕾一件事”的聲音言猶在耳。她此言非虛。

　　在她辦公室的玻璃門上，吸著個鑰匙串。上面的裝飾，還是一只粉紅色的芭蕾舞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