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復興之路》正在京城隆重上演，讓人們不禁回想起４５年前為向新中國成立15周年獻禮上演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這部大型舞臺藝術作品在周總理親自關懷之下，凝聚了包括中央、地方、部隊專業文藝工作者和北京工人、學生、業余文藝積極分子３０００多人的心血，藝術地再現了中國革命波瀾壯闊的歷程，以內容與形式的完美結合，成為中華民族的藝術經典之作。在新中國成立６０周年之際，記者采訪了當年參加《東方紅》演出的部分藝術家，聽他們述說當年參演中的點點滴滴。——編者
周巍峙： 周總理是《東方紅》的總導演
１９６４年，適值國慶１５周年。從這一年７月２０日開始，周總理幾次把周揚和中宣部、文化部、對外文委的領導以及有關部門的同志找去，研究解決國慶創作演出問題，時任文化部藝術局局長的周巍峙參加了這些會議的討論。
“我們經過仔細研究，決定將之前一些廣泛流傳的革命歌曲和新民歌進行加工提高，創作出一部表現革命歷史斗爭的大歌舞，我們擬出創作方案和排練計劃，于７月底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批準了我們的計劃。”周巍峙回憶當年的情形時說，“周總理還親切地對我們說，萬一‘十一’趕不出來也不要緊，等于對我們大家進行了一次革命傳統教育，一次黨史教育。”周總理體貼入微的話，增強了大家完成任務的信心和決心。此后，《東方紅》的創作組織工作，就緊鑼密鼓地開始了。
回憶那時的工作，周巍峙說：“周總理為《東方紅》的創作花費了很多心血，他參與《東方紅》活動約有２０次之多，他來的時間多在晚上接待外賓或宴會之后來看排練或談工作，有時談得很晚。有一段時間，我每天和國務院總理辦公室聯系一次，向總理匯報情況，請示問題，或由總理辦公室的同志向我們傳達總理指示，回答所有問題。周總理在藝術表現上有不少想法，對我們很有啟發。因此大家都說周總理是《東方紅》的‘總導演’。”
據周巍峙介紹，根據周總理的部署，《東方紅》采用軍民合作方式，大批部隊文藝工作者參加了創作和演出工作，由于部隊文藝工作者以身作則，地方上的文藝工作者也表現積極。因此，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作風得以發揚起來，有力地推動了這支文藝隊伍思想的提高和作風的轉變。在具體創作中，周總理常常提醒創作組，進行革命文藝創作，要走群眾路線，發揚學術民主。在《東方紅》的創作中，領導、專家、演員一道討論，專業與業余共同研究。周巍峙說：“大家融入集體之中，毫不計較，大家共同的目的就是創作出最好的作品。”
“幾十多年過去了，周總理領導我們創作演出《東方紅》的情景，猶在昨天，歷歷在目；周總理說過的許多話在今天還有其現實意義。這部體現著毛主席的關懷，凝聚著周總理的心血，記錄著革命文藝工作者的辛勤勞動的音樂舞蹈史詩將載入史冊。”周巍峙說。
王昆： 《農友歌》唱出精氣神
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中，早在解放前就以扮演《白毛女》中喜兒廣為人知的王昆在其中的“秋收起義”一場中領唱《農友歌》。３９歲的王昆嗓音嘹亮、氣宇昂揚。
王昆回憶說：“４5年前我參加《東方紅》演出時，導演讓我唱《農友歌》，我想一定要唱出特點來。”因此，一向積極探索中國民族唱法規律的王昆在作曲家原作的基礎上進行了二度創作。“當時我找了湖南的同志跟他們學說話，后來就成為現在的版本了。”王昆在作曲家原有的曲調上，融進了湖南民歌的韻味，非常有特色地唱出“……往日窮人矮三寸（那），如今是頂天立地的人（那）……粗黑的手哇掌大印（那），過去咱農民，如今咱當家做主人（那），共產旗幟照人心（那）……”這歌聲讓翻身當家作主的勞苦大眾心懷激蕩，讓廣大勞動人民揚眉吐氣！演完后原作者相當滿意，《農友歌》也成為了傳世之作。
當年，毛主席在看到王昆演唱的《農友歌》時興奮地作出了一個威武姿勢，并稱贊道：“很有當年湖南婦女的革命氣概哩！”周總理則多次稱贊王昆道：“王昆，你是２０年前《白毛女》，２０年后《農友歌》啊！”
才旦卓瑪： 毛主席教導我要好好唱歌
１９６４年，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在北京上演，才旦卓瑪在《東方紅》中以一首《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向全國人民亮出了自己渾然天成的嗓音。
《東方紅》可以說是各民族演員的一次盛會，周總理希望能在演出中體現全國各民族團結在一起的大圖景，才旦卓瑪說：“周總理指示，少數民族自己的人能做這個節目，你們想辦法和少數民族演員聯系，讓他們來參加。”后來，才旦卓瑪在上海音樂學院的老師告訴她：“文化部來了通知，北京搞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讓你參加演出。”
《東方紅》的演出取得空前成功，并得到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才旦卓瑪回憶起當時的情景至今還抑制不住有些激動，她說，“當年我是惟一 一個跟毛主席握手的演員！”“當時毛主席接見全體演員過后，要和大家合影留念，我的位置正好在毛主席和朱德委員長座位后面，我多么盼望能和毛主席握握手，表達一聲問候啊！但怕違反紀律，就沒有那樣做。倒是周總理看出了我的心思，拉著我的手對毛主席說：‘主席，她就是才旦卓瑪，藏族歌手，領唱《毛主席祝您萬壽無疆》的就是她。’毛主席親切地看著我，連聲說‘好、好。’邊說邊把手伸向我。我激動得熱淚盈眶，緊緊地握住毛主席的手。毛主席握著我的手教導我要好好唱歌，要為西藏人民多作貢獻。后來，所有的演員都爭相和我握手，他們認定我的手上還有主席傳遞的溫度。”
談到參加《東方紅》演出的經歷，才旦卓瑪說：“《東方紅》演出的過程也讓我深刻感受到了黨對少數民族的關心。我覺得，這是最大的幸福。”
胡松華： 寫《贊歌》 唱《贊歌》
胡松華原定在《東方紅》第四場中擔任《松花江上》的演唱。彩排的過程中，總指揮部傳達了周總理對節目彩排的意見。原來第六場都是舞蹈節目，只有后面有一首藏族歌曲，周總理提出為增強祝賀新中國誕生的歡慶氣氛，在第六場前段加入一個男高音獨唱，最好采用蒙古族的音樂風格。“當時由于領導了解我剛從內蒙古草原體驗生活回京，并且我的成名曲《森吉德瑪》和《豐收之歌》也是自己編創的。加之當時專職的詞曲作家大部已經完成任務回原單位了，所以創作和演唱這首新歌的任務就落到了我身上。”胡松華說。
接到這個任務時已經過了晚上１２點，胡松華既激動又緊張。胡松華趕緊跑回駐地寫歌詞，“從草原來到天安門廣場，高舉金杯把贊歌唱……”遞交的歌詞審批通過后，他又跑回駐地編曲。為在當時的京劇“水旗舞”后創造出“鬧后取靜”的氣氛，胡松華在歌曲開頭創寫了四句無詞的新長調，為了表達周總理提出的嶄新情緒，只有突破故習，創造性地將蒙古族長調和短調“聯姻”起來。后段音樂篩用了草原民歌因素融匯演唱。就這樣，胡松華哼唱編寫了一夜，天亮時便把作詞、編曲的新歌定名《贊歌》上交領導。經過緊張的樂隊配器、編舞及合樂排練等，兩三天后，周總理和陳毅元帥觀看了《贊歌》的演出，高興地一遍通過。
《東方紅》演出后，《贊歌》很快唱遍了祖國大江南北，也唱出了國門。１９６５年《東方紅》拍成電影后，胡松華被選調隨周總理赴印度尼西亞參加萬隆會議１０周年大慶活動，《贊歌》被定為每場必唱之歌。此后經過國內外數千場的演出，他又不斷地進行自我突破，使它常唱常新。“在歡慶新中國成立６０周年的偉大節日里，也恰逢我作為共和國多民族的兒子從藝６０周年，為此，我將用７８歲的歌喉高唱一首《贊歌》的姐妹篇《再舉金杯》，向英雄的祖國母親獻禮。”胡松華說。
李光曦： 參演《東方紅》是一生的榮幸
李光曦是在１９６４年９月中旬接到通知去人民大會堂參與《東方紅》演員選拔的。他要參演的是《東方紅》第四場“抗日烽火”的《松花江上》，是一首抗戰時期代表性歌曲。
“１９６４年，恰逢國慶１５周年，經過三年自然災害之后，中國的經濟開始復蘇，人們心情歡暢。排演《東方紅》時，演員們積極性都很高，自覺參與，思想集中，雖然是一臺大型音樂舞蹈史詩，但在排演中，沒有感覺到有什么困難，我們很快領會領導意圖，進入角色，投入演出。”李光曦說。在演出中，李光曦與另一位女演員扮演成兄妹，因家鄉遭日寇侵犯，流亡他鄉。李光曦感情很投入，唱起來聲情并茂，演唱很快就通過了。
１９６５年，《東方紅》要拍成電影，李光曦參與了拍攝。周總理非常關心創作，常常來觀看拍攝。有一次，李光曦唱完之后，聽到鼓掌聲，一看原來是周總理來了。總理夸他唱得好，并又提出建議：原歌詞中的“爹娘啊”更多表現的是個人情感，能不能改為“同胞啊”，這樣情感表達就更寬廣厚重？大家一致認為總理的提議非常好，歌詞由此作了修改。
李光曦說：“能夠參與演出《東方紅》是我一生的榮幸，４５年過去了，當年的種種細節我記憶猶新。”
鄧玉華： 深情演唱《情深誼長》
《東方紅》首演的時候，鄧玉華并不在北京，而是跟隨剛剛成立不久的東方歌舞團在非洲、西亞的５個國家進行演出，用文藝的形式增進與這些國家的友誼。回到北京之后，鄧玉華就接到了《東方紅》導演組的通知，要演唱其中表現紅軍過彝族聚居區的歌曲《情深誼長》。
接到演出任務，鄧玉華又高興又緊張。“《東方紅》作為向新中國成立１５周年獻禮的大型音樂舞蹈史詩，首演之后，轟動全國。這場演出集中了藝術界３０００多位演員，其中包括很多有造詣的藝術家，而且演出組還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復排是在首演基礎上的提高，我感覺這個任務既光榮又艱巨。”
《情深誼長》并不是為《東方紅》專門創作的，它原來是濟南軍區歌舞團排演的舞劇《紅流》的插曲，由戚東升作曲，王印泉作詞。選入《東方紅》之后，詞曲又做過修改。演唱講究聲情并茂。為了唱好這首歌，鄧玉華極力去體會這首歌所蘊含的感情。她把自己設定為彝族的一位小姑娘，爸媽都是最底下的農奴，紅軍過彝族聚居區，給他們講道理，指引他們翻身做主人，彝族同胞對紅軍懷有深切的情誼。鄧玉華就是懷著這樣的情感演唱這首歌的。
這首歌本來是用美聲唱法演唱的。在排演這首歌的過程中，周總理對鄧玉華說：“小鄧，你的聲音很好聽，要好好向王昆、郭蘭英學習，唱好咱們的民歌，也希望你學一些西洋唱法。”“周總理對我說的話指導著我的演唱，結果我就按照周總理的指導，以民族唱法為主，結合西洋唱法完成了對這首歌的演繹，很多人聽過之后說令人耳目一新。”鄧玉華說。
后來有人問鄧玉華：“《情深誼長》是你首唱的嗎？”她說：“不是”。他們就問：“為什么現在播放的都是你演唱的版本呢？”鄧玉華就說：“《情深誼長》的民族唱法的首唱是我。”現在，《情深誼長》有很多演唱的版本，甚至還有搖滾版的。有人對鄧玉華說：“有些人把你的歌演唱得不成樣子。”她說：“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滿園。”
劉秉義： 我懷念排演《東方紅》的精神
１９６４年，劉秉義剛剛結束了去歐洲的隨團演出，就接到周巍峙的電話，讓他休整兩天后，到《東方紅》排演組報到。
《東方紅》中，有一段為毛主席詩詞《西江月·井岡山》譜寫的曲子，由寇家倫演唱。但作為一部大型音樂舞蹈史詩，從排練到演出，一個人去演唱這首歌承擔不下來，一旦出現特殊情況，不能影響正常演出。劉秉義就是來參加這首歌的演唱。
令劉秉義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東方紅》排演時嚴謹的組織紀律性，“就跟作戰一樣，管理也是軍事化作風。臺下觀眾上萬，臺上演員有３０００多，換場時經常是幾十人上上下下，不但不能出現混亂，連一秒鐘都不能耽誤。”劉秉義很是驚訝，“我就像是一名新戰士步入軍隊一樣，感覺這里真是一個大熔爐。”
有一次，來自日本的一個團體在演出結束后，提出想去參觀后臺，周恩來總理通知后臺等待。結果，外賓到后臺發現３０００多位演員沒有一位離開，參觀之后２０分鐘，３０００多位演員又都全部撤離，衣服道具放得整整齊齊，桌椅一塵不染，剛才熱熱鬧鬧的演出現場，安靜得一絲聲音也沒有，外賓看到后非常震驚。
劉秉義說：“我非常懷念那種精神，每個人都不計較，讓演什么就演什么，毫無怨言。在參演過程中，我們同時接受了一次革命歷史教育。我們從中汲取做人的道理，也汲取藝術成長需要的營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