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劇《長安的荔枝》海報

　　近日，根據馬伯庸同名小說改編的劇集《長安的荔枝》在CCTV-8和騰訊視頻熱播。司農寺上林署小吏李善德跨越五千里把“嶺南的荔枝”變成“長安的荔枝”的辛酸故事，摹畫出唐朝天寶年間朝堂權謀的波詭云譎，刻畫出小人物在大歷史中的浮沉與堅守。從書到劇，變的是7萬字到35集的戲劇容量，不變的是在歷史講述中不斷寄寓現實思考的時代精神；變的是從單個人、一件事、一種個人與時代合一的結局，到雙男主、多件事、主角任務與朝堂權謀映照，不變的是“顯微鏡下的大唐”彰顯出的廟堂江湖氣象共生的美，以及作者始終思索普通人生命體驗、意義、價值的歷史觀。

　　在小說《長安的荔枝》的結尾，“安史之亂”終結了歌舞升平的盛唐歲月，被發配嶺南的李善德已培育出無處可貢的貢品“丹荔”。面對現實世界和個體意義的坍塌，他一口氣吞下30多枚碩大甘甜的荔枝，病倒在床上。這個開元年間明算科出身的“理工男”木訥呆憨，從遭人陷害以命博取一線生機的“荔枝使”，成為歷史滾滾車輪下無語無望的“多余人”。剛剛平復不久的身心創痛再次排山倒海而來，苦盡卻沒有甘來的李善德像推著巨石的西西弗斯，重復著黑色而沉重的苦難宿命。在這場關乎皇權和人性的博弈中，無冷鏈的荔枝速遞作為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開啟了李善德被權力體系暴力蹂躪的個人史。李善德的命運脈絡，把故事焦點移動到“一騎紅塵妃子笑”的另一面，為“無人知是荔枝來”提供了生動豐滿的一種歷史可能。《長安的荔枝》再次證明，把歷史上普通人的命運放到顯微鏡下觀察的結果，是歷史韻腳的反復出場，是現實預言的不斷兌現。這種由歷史和現實互為鏡像形成的生命體驗的重合，既是馬伯庸不斷以“尋找歷史可能性”為由筆耕不輟的引力，也形成了主角與讀者、觀眾在異時空中共情共鳴的故事內核。

　　從小說到劇集，《長安的荔枝》延續了馬伯庸歷史小說的改編風格。在馬伯庸的文學故事中，歷史往往不是帝王將相的宏大敘事，而是小人物在特定歷史時代中的生存博弈。“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的荔枝特性，在生產力尚不發達的唐代成為權力對人進行壓榨的符號。為了博貴妃生辰一笑，朝堂官府對強征民夫、累斃驛馬、掀翻果園都大開綠燈。從荔枝品種到儲存方式，從轉運載具到運輸路線，從氣候水文到驛站調度，李善德雖極盡算法，卻仍然無法算計人性險惡。無論是被魚朝恩竊取札子，還是遭楊國忠強占運送荔枝方案，技術理性在權力游戲面前徹底失語。當請了一天假去“貸款”買房的李善德被上司和同僚算計落入“奪命荔枝局”時，我們仿佛看到了被困長安十二時辰的張小敬、身陷蜀漢諜海風云的荀詡，他們寂寂無聞又執著堅貞，他們忠于職守卻又人微言輕，平凡的、普通的人物在歷史長河特別是權力漩渦中的掙扎，成為書劇延伸的鏈接基因。

　　雙線推進既是“馬氏故事”的審美偏好，也是《長安的荔枝》充實劇情、加強戲劇沖突的不二選擇。從人物形象的角度，小說中塑造的孤膽英雄李善德，在電視劇中則變為李善德和鄭平安這對“郎舅cp”。新增的原創人設鄭平安作為李善德的小舅子，是游走于三教九流的“陪酒侍郎”，一方面補充了李善德生活單調、老實本分的單一化形象；另一方面，二人在性格、經歷、語言等方面形成的戲劇碰撞，讓劇情的張力得到了更充分的釋放。就敘事而言，該劇把“驛送荔枝”的單線任務拓展為“李善德運荔枝”與“鄭平安查罪證”雙線并行，李善德運送荔枝是奉右相楊國忠之命，鄭平安同行嶺南則為協助左相搜集楊國忠的貪腐證據。務實悲催的敕封“荔枝使”和圓滑世故的長安“颯騎馬”二人一莊一諧，親屬身份、政治立場與人物氣質相生相克，權謀斗爭中不乏搞笑段子，在嬉笑怒罵之間勾勒出唐朝權力體制的“金字塔”，渲染出荔枝事件背后的歷史景深。

　　值得一提的是，在劇版《長安的荔枝》中，輕喜劇帶來的不僅僅是幽默的臺詞，更體現了喜劇對于思想和價值的包容。如果只有李善德苦苦掙扎的“技術型突圍”而沒有鄭平安笑料百出的“社會化博弈”，歷史劇難免表現出知識性敘事的遲滯和刻板說教的價值表達。在喜劇外殼之下，六部官吏推卸責任的“打太極”、嶺南刺史何有光和掌書記趙辛民的“紅白臉”、沿途各級官府懶政怠工的“踢皮球”等情節在笑過之后令人長嘆。而鄭平安原本出身名門望族，卻在朝堂權斗和家族紛爭中被逐出宗族，淪為權貴玩物。因此，劇版《長安的荔枝》中的雙線之“雙”，還包含一層悲喜交疊的黑色幽默韻味。

　　與《長安十二時辰》中長安城的明暗雙線和《風起洛陽》中市井朝堂的雙線不同，《長安的荔枝》在雙線敘事中大大拓展了地理景觀，把嶺南民間與長安朝廷這兩個距離五千里的地理方位并置，構建起一實一虛兩個人文空間。在嶺南的民間線中，通過李善德與峒人合作中呈現的歌聲繚繞的荔枝園、煙火氣十足的市集、酒窖祭拜后暢快的豪飲，以及與蘇諒等盤踞嶺南商業和政治版圖勢力的交集，生成了更有層次、更加豐富的民俗畫卷。在這里，雙線敘事上升為人生愿景與現實桎梏的互文，一邊是李善德與以阿僮為代表的峒人不斷破解荔枝保鮮難題，展現民間的生存智慧與樸素溫情；另一邊卻是楊國忠等權貴為爭權逐利，把荔枝轉運異化為權力角力。這些情節在增加敘事容量的同時，也彰顯了雙線敘事帶來的戲劇張力。

　　在劇之外，“李善德”的形象緣起于作者閱讀古籍時看到安徽歙縣一個名為周德文、負責物資采買調度的小吏。名字的確定則是在馬伯庸看到一本敦煌寫經卷子名錄時，發現有一位名叫李善德的人，確來自唐朝，也確在司農寺上林署工作。為不配擁有姓名的“路人甲”命名，是馬伯庸講故事的習慣，現在看來，這些偶然又樸素的細節是歷史顯微鏡能夠聚焦的關鍵，應該也是《長安的荔枝》受到讀者、觀眾喜愛的原因。

　　（作者系石家莊市文藝評論家協會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