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會寫小說，就像學會用樂器演奏樂曲一樣——這是印在美國等西方國家創意寫作課程招生簡章上的話語。上世紀40年代至今，創意寫作在歐美已經興起多年，還形成了教學體系。

　　在中國，“寫作是不可教的”的心理定勢長期以來難以突破。一直到本世紀初，北京大學、復旦大學、武漢大學、南京大學等幾所國內高等院校的中文系才陸續試水文學創作教育，但迄今也不過10年。

　　6月15日上午，在復旦大學中文系與中國現代文學館聯合召開的“新世紀大學文學教育”會議上，來自全國的著名作家、評論家就“文學寫作是否可教，如何教”等議題展開交流。

　　中文系多年來不培養作家

　　恢復高考制度幾十年來，高校中文系的第一課出奇地相似，老師對同學說的第一句話通常是個否定句：“中文系不培養作家”。在高校文學創作教育基本為零的境況下，寫作者多從模仿自己心儀的作家開始寫作，相當于自學。作家夏商說，他在1985年前后開始寫小說，模仿過米蘭·昆德拉，也模仿過杜拉斯，身邊的朋友模仿過海明威。“從今天看這些臨摹之作非常幼稚，但是必不可少的訓練”。通過摸黑走夜路般的訓練，極少數人入了文學之門。在多年的文學編輯生涯中，著名評論家李敬澤發現“中國寫作者從來不缺乏高遠的志向和自以為天賦神授的天才，缺少的是嚴格的專業訓練”，一些大作家“在技術層面上甚至是不合格的”。這實在與高校中文系歷來“不培養作家”的價值取向脫不了關系。

　　西方寫作課技巧值得借鑒

　　正如歌唱天才不懂得科學用嗓也會提前“報廢”一樣，靠自學摸進了小說的門，并不意味著一通百通。作家周嘉寧說，這些年她碰到寫作上的問題時只能尋求文學期刊的編輯“技術支持”。去年與英國小說家鄧·索恩的一番交流，讓從事多年寫作的她愈發感覺到，小說創作作為一種技巧的傳授，能讓接受者少走很多彎路。“一個很小的例子，寫作課會告訴學生，應該在對話中插入動作，使這個句子不僅僅是對話，還增添了推動情節的功能。小說的核心價值、內驅力可能是不可教的，但這些技術層面的東西是可教的。”

　　“聽說，掌握技術之后，產量能增加三倍。”說這翻話的魯迅文學院副院長施戰軍，指的不是物質的生產技術，而是西方小說的生產技術。

　　評論家南帆說：西方有寫作課教授先讓學生們看史泰隆的《第一滴血》，再后是荷馬史詩，“因為兩者內在精神是一致的”。是否一致可以再議，但這種生動的教學方法值得借鑒。

　　不必追問學生是否能成“家”

　　10年，寫小說終于成為一門正兒八經的課程，但不理解的目光始終伴隨，最大的問題還是那個“作家能教出作家嗎”。王安憶曾在《寫作課程宣言》中寫道：“要讓我說，我也不以為作家是可教授的。凡創造性的勞動似都依仗天意神功，不是事先規劃設計所能達到的。”她表示，說是教寫作，“其實只是告訴對寫作的認識，并不敢負責誕生作家”。任職于《上海文學》雜志的甫躍輝對記者說，外界的懷疑，其實都建立在“培養作家”這個目標導向上。“寫作課培養的是寫作者，至于寫作者能不能寫成名，寫成職業作家，這和很多因素有關，也和他后天的努力有關，不是一門課程所能完成的。”

　　當全社會追問“寫作課能否培養作家”之時，職業化的寫作人和作為職業教育的寫作課程才會獲得應有的發展空間，中國文學的生產形態也才能從金字塔狀調整到更健康的橄欖核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