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南京照相館》自7月25日上映以來，引發(fā)觀眾觀影熱潮，叫好又叫座。從攝影的角度來看，它填補了一項重要空白——《南京照相館》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部深刻揭示攝影本體價值的影片。 

　　影片以一間小小的照相館為微觀切口，承載起南京大屠殺的宏大歷史敘事。當照片成為日軍侵華的“鐵證”，當鏡頭成為平民百姓反抗暴行的“武器”，我們得以洞見攝影最本質(zhì)、最震撼的力量——它不僅是藝術的表達，更是歷史的眼睛，是時代變遷最忠實的記錄者。這種獨特的媒介屬性，讓攝影在守護歷史真相、傳承民族記憶方面彰顯出無可替代的核心價值，正如影片中那些被膠片凝固的瞬間，終將穿透歲月塵埃，照亮我們前行的道路。 

　　光影凝固的時空切片：攝影成為歷史的鐵證 

　　影片中，1937年寒冬，南京吉祥照相館（門牌號1937）里發(fā)生的一切驚心動魄：郵差阿昌為求活命冒充照相館學徒，被日軍攝影師逼迫沖洗底片，暗房的紅光里，顯影液如血液般在底片上流淌，一張張記錄日軍屠城暴行的罪證照片逐漸浮現(xiàn)。照相館眾人舍命保存、轉(zhuǎn)運底片，最終讓這些照片成為審判日本戰(zhàn)犯的關鍵物證。這些情節(jié)并非虛構(gòu)，而是取材于真實歷史事件——1938年，南京華東照相館15歲學徒羅瑾，在沖洗日軍膠卷時，被底片上觸目驚心的暴行畫面所震驚，為了保存證據(jù)，他偷偷加洗了30余張照片，精選16張制成相冊，并設計了相冊封面：左上方畫了兩顆鮮紅的心臟，右下方一把利刃直刺心臟，鮮血淋漓，右上角寫了一個大大的“恥”字。后來，相冊輾轉(zhuǎn)到另一位愛國青年吳旋手中，最終在1946年成為南京審判日本戰(zhàn)犯軍事法庭上審判戰(zhàn)犯谷壽夫的“京字第一號證據(jù)”。 

南京大屠殺案“京字第一號證據(jù)”原件

　　照片為何具有如此無可辯駁的力量？因為攝影是對現(xiàn)實世界最直接、最具象的凝固。不同于繪畫的想象性創(chuàng)作、文學的語言重構(gòu)，相機快門按下的0.01秒，便永久鎖死了特定時空下的真實場景，正如蘇珊·桑塔格在《論攝影》中所言：“一張照片可作為某件發(fā)生過的事情的不容質(zhì)疑的證據(jù)。”當日本士兵舉起相機拍攝屠殺、奸淫、搶劫的場面時，鏡頭已成為他們罪行的忠實記錄者；而羅瑾、吳旋拼命守護的日軍罪行照片，如同埋下的“時間膠囊”，跨越戰(zhàn)火與歲月，將侵略者的丑惡嘴臉永久封印。當谷壽夫面對相冊中自己部隊的暴行照片時，“面色變，慌亂不能自持”，正是對攝影“有圖有真相”“記錄即鐵證”的最好詮釋。影片的英文名“Dead to Rights”，意為“鐵證如山”，精準呼應了攝影的客觀真實性。相片上凝固的血跡無法篡改，定格的暴行不容否認——在影像面前，任何試圖歪曲歷史的企圖都將不攻自破。 

　　攝影作為歷史鐵證的力量，在人類社會發(fā)展的重大歷史進程中反復顯現(xiàn)：羅伯特·卡帕捕捉的《倒下的士兵》的生死瞬間，尤金·史密斯鏡頭下水俁病患者的無聲控訴，黃功吾定格的越戰(zhàn)中小女孩赤身奔逃的身影，抗美援朝戰(zhàn)地攝影師張崇岫拍攝的志愿軍戰(zhàn)士如猛虎下山般撲向敵軍的激戰(zhàn)場面……這些凝固的時空切片，以其不容篡改的現(xiàn)場感，構(gòu)筑起對抗歷史虛無主義的最強盾牌。這些照片不僅屬于過去，更指向未來，是警示后人的永恒鐘鳴：歷史不容遺忘，真相終將顯影。 

　　鏡頭后的凝視：照片的多重象征意義 

　　曾經(jīng)掛在吉祥照相館墻上的，是一張張幸福的笑臉，定格著闔家團圓、兒女雙全、壽比南山的溫暖瞬間。然而，南京淪陷的炮火無情地撕裂了這一切。日本攝影師強迫林毓秀懷抱剛被日軍摔死的嬰兒拍攝“親善照”，也讓鏡頭成了強權掩蓋真相、制造謊言的冰冷機器。 

日本攝影師伊藤秀夫拍攝“親善照”

日本攝影師擺拍的“親善照”

　　在黑暗與屈辱中，攝影的另一重象征意義被照相館老板老金悲壯地喚起。與妻女訣別之際，面對女兒“還有很多地方?jīng)]去過”的遺憾，老金毅然拉動背景布，北平故宮、天津勸業(yè)場、杭州西湖、上海城隍廟、武漢黃鶴樓、萬里長城等次第展開。美麗的風景與破碎的現(xiàn)實交織，眾人眼含熱淚，齊聲高呼“大好河山，寸土不讓”。背景布成了一面鏡子，照見侵華日軍的冷血和殘暴，也照見普通百姓對祖國的眷戀和深情。攝影在此刻超越了記錄功能，升華為守護家園、銘記山河的精神圖騰。 

　　照片從“戰(zhàn)利品”到“審判書”的終極轉(zhuǎn)換，體現(xiàn)在其最終成為平民手中控訴罪惡、捍衛(wèi)尊嚴的武器。導演申奧說：“開槍射擊和拍照的英文單詞都是shoot，暴行的實施和記錄形成呼應。照片此時是日軍的戰(zhàn)利品，但也將成為他們的罪證。”為掩護林毓秀和兒子逃離敵占區(qū)，老金手持相機從容走向日軍，高喊：“老子就是拍照片的！”老金的飾演者王驍對此的解讀一針見血：“面對刺刀，無憾的老金不會懼怕，面對手無寸鐵的民眾，持刀者才應懼怕。”此刻，相機已非工具，而是對侵略者無聲卻最有力的控訴。影片結(jié)尾處，林毓秀在戰(zhàn)犯谷壽夫被處決時舉起相機的定格瞬間，完成了這一象征的終極確認——影像化作了捍衛(wèi)尊嚴與正義的“子彈”，是對犧牲同胞最莊重的交代。按下快門，即是宣告歷史不容篡改的審判。 

　　照片之所以能完成這種逆襲，源于它對個體命運的平等尊重。《南京照相館》沒有聚焦大人物，而是將鏡頭對準了郵差、演員、逃兵、照相館老板等這些“歷史的配角”。影片通過照片串聯(lián)起跌宕起伏的情節(jié)，生動展現(xiàn)了亂世中小人物從求生本能到家國大義的覺醒歷程。郵差阿昌喊出自己的編號“1213”（指向大屠殺起始日1937年12月13日），象征性地宣告：每一個普通人，都是歷史的見證者與記錄者。這些手無寸鐵的小人物，在小小的暗房里，進行著一場驚天動地的戰(zhàn)爭。他們的抗爭沒有硝煙，卻比炮火更有力量；他們的記錄靜默無聲，卻比驚雷更震撼人心。這正是攝影的魔力：它將宏大的國家敘事落地為鮮活的生命體驗，讓30萬遇難者不再是冰冷數(shù)字，而是阿昌的街坊、毓秀的伙伴、存義的弟弟。這種“平民史觀”深刻呼應了攝影的本真——歷史，正是由無數(shù)普通人在時空轉(zhuǎn)換中用影像共同“顯影”而成。恰如老攝影家徐永輝70余年跟蹤拍攝的一戶人家四代人的家庭合影，成為新中國變遷的視覺史詩；解海龍鏡頭下的“大眼睛”，推動了希望工程的時代浪潮——普通人用鏡頭書寫的，正是最真實、最磅礴的歷史底稿。 

小人物的抗爭和覺醒

　　攝影的當代使命：人人都是“歷史底片”的守護者 

　　電影結(jié)尾的彩蛋頗具深意：昔日南京的斷壁殘垣與今日南京的車水馬龍在畫面中重疊，戰(zhàn)火中用生命守護的底片上，終于照進了藍天白云、歲月靜好。這一設計讓攝影的時空穿透力驟然凸顯——歷史影像的價值，在于讓當下成為歷史的延續(xù)。走出影院，我們或許會重新審視手中的相機或手機——它們不僅僅是娛樂的工具，更是書寫歷史的“筆”與映照現(xiàn)實的“鏡”。從羅瑾暗房里那批從“戰(zhàn)利品”逆襲為“審判書”的底片，到今天我們手機里的千萬張照片，攝影始終在做同一件事：以鏡頭為錨，在流逝的時光長河中，釘住那些不能被遺忘的瞬間。 

今昔對比下的南京中華西門

　　戰(zhàn)火硝煙散去，攝影的記錄功能并未褪色。導演申奧說：“希望看完電影的每一位觀眾都能化悲憤為力量，去感受當下的美好”，這恰恰點明了和平年代鏡頭的方向。相比于其他藝術門類，攝影的獨特魅力在于它的即時性、日常性、普遍性。從普通人鏡頭下的市井煙火、傳統(tǒng)技藝、山川美景，到專業(yè)攝影師聚焦的抗震救災、脫貧攻堅、國家慶典等重大時刻的動人瞬間，乃至一張張全家福、一次次網(wǎng)紅打卡，都在為歷史存證。這些看似瑣碎的日常影像，終將在歲月中顯影，共同拼貼出當代的《清明上河圖》。 

　　“照張相吧！”——這句從1937年煉獄中傳來的呼喚，今日依然振聾發(fā)聵。電影中老金那臺記錄日軍暴行的相機，同樣定格過戰(zhàn)前南京的煙火溫情、春夏秋冬。當《南京照相館》片尾浮現(xiàn)出“銘記歷史，吾輩自強”時，我們驀然領悟：真正的攝影從不在鏡頭本身，而在鏡頭后的那顆心。在短視頻主導的時代，我們尤需重拾攝影的本真價值，不必刻意追求構(gòu)圖的完美，不必執(zhí)著于設備的高端，只要用心捕捉值得銘記的瞬間，凡人微光也能聚成歷史星芒。 

“照張相吧！”——第一張也是最后一張全家福，笑臉定格在大好河山前

　　照張相吧！為胡同口蒸騰著熱氣的早點攤、為父母鬢角新添的銀絲、為晨光中孩童奔跑的身姿、為雨后初晴的彩虹、為陌生人善意的笑容……按下快門，就是按下時光的保存鍵。當我們的子孫后代翻閱相冊時，他們不僅能看到祖輩生活的樣貌，更能觸摸到一個時代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