茜多妮·柯萊特生于1873年，是法國著名的女性主義作家，曾擔任法國龔古爾文學獎評委會主席。柯萊特的一生充滿傳奇，做過記者、編劇、舞臺演員。她終生筆耕不輟，創作了50多部小說、話劇和大量散文，受到紀德、普魯斯特等人的青睞，去世后法國為她舉行國葬。在我國，柯萊特的中長篇小說譯介不少，短篇小說則不太知名，但其成就絲毫不亞于長篇小說。柯萊特首部中譯短篇小說集《面具后的女人》收錄了27篇作品，大多寥寥數千字，但構思精巧，意蘊深厚，和書同名的篇目就是很好的例子。

　　以《面具后的女人》為例，這個短篇講述了一對巴黎夫婦在化裝舞會上“邂逅”的故事：身為牙醫的丈夫沒有參加過化裝舞會，非常想去看看，他對妻子撒謊說自己要去出診。他問妻子伊琳娜想不想去舞會，她“義正辭嚴”地回答說自己不會去那種地方。在舞會上，穿著斗篷的丈夫認出了扮成小丑的妻子的身影，他看到伊琳娜動作輕佻，和舞會里的男人勾勾搭搭。揪心的丈夫一路尾隨，懷疑妻子在和人幽會。最后他發現妻子只不過是在走馬觀花，品味在一個陌生場合的“寂寥空虛而又毫無羞愧的、怪異的愉悅”。他“不再擔心，也不覺得遭遇了背叛”。

　　作為一個具有女性意識的作家，柯萊特的這篇小說和許多其他作品一樣，對女性的意識和主體性的呈現發人深思。從小說內容來看，如果說伊琳娜的丈夫去化裝舞會是出于好奇，對伊琳娜來說，則是出于無聊去自娛自樂，找到一個短暫的消遣。但為什么在她丈夫允許的情況下，她還要假裝不去呢？從她和丈夫的對話以及后文對化裝舞會的描寫來看，化裝舞會是一個男性主導的、以男性為中心的場所。一個女人出現在化裝舞會上顯得不正經，也不符合一個妻子的形象。但另一方面，伊琳娜想去打發孤獨，卻無法為自己的行為正名。伊琳娜的處境表露了女性面臨的道德規范的約束。從伊琳娜的反應來看，可以說，盡管伊琳娜是一個自我意識相對覺醒的女性，社會規范和對女性身份的傳統設定在她身上已經內化，她學會了主動地抑制自己，一直在進行女性/妻子角色的“表演”。

　　無獨有偶，李敬澤在一篇文章中曾說：“化裝舞會上，化裝者在消弭了自身的特定身份后獲得了自由：重新指稱自身、自我想象和自我探索的自由。”在《面具后的女人》中，因為無處不在的社會規范的約束和禁錮，尤其是對女性身份的成見，伊琳娜也處于這種內在性的、主體性的困境之中。因此，柯萊特的這篇小說獲得了一個解讀的角度：生活中的伊琳娜被迫戴上了面具，自我被隱藏在這個面具之后。當伊琳娜試圖去找到一個屬于自己的時刻，掙脫社會因襲的重負時（如果這是可能的），她必須暫時隱去自己的社會身份，她需要一個真正的面具。柯萊特把現實的“面具”和舞會上真正的面具進行錯置，從而展開對女性意識和主體的反思。

　　除了小說的內容，小說的敘述視角似乎也能看出作者有意識的選擇。小說雖然以伊琳娜為主要人物，但采用了“丈夫”這樣一個男性第三人稱來敘述。雖然男主人公處于某種焦慮和嫉妒的情緒中，他仍然處于觀看的位置，這是傳統父權的象征；有意思的是，小說的結尾處突然出現女主人公心理狀態的描寫，有限的第三人稱視角似乎獲得了更為全知的能力，我們也許可以推斷，男主人公對妻子有了某種升華的頓悟似的認識。面對女性身份面臨的困境，柯萊特的這篇小說提供了一個樂觀的結局。在男主人公發現伊琳娜只不過是為了消遣娛樂后，他選擇了理解和接納。而獨立率真的伊琳娜似乎自身也有清醒的認識。雙方通過寬容和接納、為對方保留的空間，最終達成了和解。

　　如果說喬治·桑或者弗吉尼亞·伍爾夫的性別意識具有更強的社會性，而柯萊特則從女性最日常、最切膚的個體境遇出發，以此作為書寫的經驗。她的寫作始終帶著女性的自覺，在女性書寫上進行了大膽探索，為今天的女性寫作帶來深刻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