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中記》阿來 著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2019年4月出版
2008年5月12日，作家阿來在成都家中寫作長篇小說《格薩爾王》，世界突然開始搖晃。汶川地震，那場舉世矚目的災難降臨。很長一段時間，阿來不愿寫有關這場災難的小說，“一味寫災難，怕自己也有災民心態”。
直到十年后，當他以同樣的姿勢，坐在同一張桌子前，寫作一部新的長篇小說，致哀的號笛在城中響起，阿來突然淚流滿面，十年間經歷和看見過的一切一幕幕重現。阿來關閉寫了一半的文件，新建一個文檔，開始書寫，一個人，一個村莊。他說：“我要用頌詩的方式來書寫一個殞滅的故事，我要讓這些文字放射出人性溫暖的光芒。我只有這個強烈的心愿。讓我歌頌生命，甚至死亡！”
——這就是阿來醞釀十載而寫就的史詩力作《云中記》，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在創作談中，阿來講述了以上這些有關《云中記》背后的故事。中國文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鐵凝說：“我相信，在阿來那里，寫作是一件有神性的事情，一切聽憑機緣的發生，機緣到來時，故事自然會從某個人的意識中探出頭來，在世間流傳。”
小說講述汶川地震后，擁有上千年傳說的藏族村落云中村整體搬遷到安全地帶，年復一年，祭師阿巴本不相信鬼魂的存在，卻越來越惦念那些死去的人，返回即將消失的村落，在廢墟中與逝去的亡靈為伴……阿巴的形象來自于幾年前阿來一位朋友拍攝的照片，照片里巫師在廢棄的村莊里孤身一人為逝去的鄉親們做法事，這個場景讓阿來震撼，幾年來不斷在眼前閃現。這不僅僅是一部有關汶川地震的小說，更是探尋靈魂的撫慰與精神的重建，關乎更廣闊的世界與無邊的生命。
5月25日，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SKP RENDEZ-VOUS、北京閱讀季等聯合主辦“愿你面前的道路是筆直的——阿來《云中記》新書發布會”，詩人歐陽江河、評論家陳曉明、作家邱華棟、青年評論家季亞婭及阿來與各界讀者就“災難中的人性之美”進行深入探討；5月28日，《十月》雜志社、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聯合主辦“阿來《云中記》作品研討會”，李敬澤、胡平、施戰軍、李舫、孟繁華、陳福民、張清華、張莉、王春林、劉瓊、李云雷、劉大先、叢治辰、岳雯等一眾評論家以及詩人歐陽江河、北京出版集團總經理曲仲、《十月》雜志社主編陳東捷、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等與會，就《云中記》的文學特質與藝術探索進行了充分解讀。
>>“為什么中國人不會面對死亡，更不會書寫死亡？”
這是一部和《安魂曲》緊密相關的小說。“寫這本書時，我心中總回響著《安魂曲》莊重而悲憫的吟唱。”阿來回憶道，“5·12”地震發生的第二天，他就趕到了地震災區，看到很多毀滅、死亡與傷痛。白天救援，晚上沒地方住，他睡在自己開去的吉普車上，疲倦而難以入眠，仰面滿天星光，背后是挖掘機轟隆隆在開動，挖掘墳坑，伴隨著偶爾傳來的遇難者家屬的哭聲。
阿來突然想到一個問題：為什么我們面對死亡的時候只有哭泣，只有悲痛？觀察其他文化當中的人，不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他們的文學藝術作品當中，他們總是能在苦難悲傷里發現生命中最高貴的那些東西，給自己一場靈魂與心靈的洗禮。阿來睡不著，特別想聽點聲音，幾乎沒有哪首漢語歌適合這個場合，于是就翻出來了彌撒曲，最重要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此時此地這樣的音樂應該不會對大片正在被掩埋的遺體構成褻瀆。當樂聲響起，悲憫的聲音輕輕在夜空盤旋，傳遞出生命的華美莊嚴，阿來覺得它有接近星光的光亮，那些逝去的生命也隨之升華。周圍好幾個人靠攏過來聆聽，阿來看到，他們的表情漸漸莊重起來。
由此反思中國從古至今關于悼亡的文字，關于面對巨大災難的文字，阿來覺得好像其中一直缺乏一種就像莫扎特《安魂曲》中所具有的力量。“為什么中國人不會面對死亡，更不會書寫死亡？我們面對死亡，一時悲痛，然后把這個悲痛交給時間去打磨，然后遺忘，這大概就是我們對待死亡的過程，而不能從死亡中得到更多東西。我們沒有參透眾多死亡，他們的血，他們的淚，對于我們這些活著的人的靈魂的洗禮，對我們心靈的凈化。如果我們有所領悟，可以使他們的死亡發生意義”。他想，我們能不能有一種更莊重、更具尊嚴、對生命本質有更深入認知與領會的表達？“如果我寫地震，必須從這一方面入手，具有《安魂曲》那樣的氣質。”
>>“阿來是一個祭師般的文學家，關注死后目光、死后倫理”
“阿來是一個祭師般的文學家，他把音樂的語言也放進了文學作品中去。”歐陽江河同樣是古典音樂迷，他認為，《云中記》的結構與古典音樂的韻律是息息相關的，而阿巴撫慰鬼魂這個伏筆跟莫扎特的《安魂曲》有種對位關系，“我讀出了文學文本以外的東西，讀出了音樂、調性的轉換，這種元素在小說里大量存在。”更重要的是，從《塵埃落定》《空山》《瞻對》到《云中記》，他在阿來小說里看到一種獨特的語言與時間觀念，“以往我們只聽命于現代性、聽命于進化論構成的時間觀，就是現在比過去重要，未來比現在重要，這種直線的進步世界觀以及由此構成的生命觀、倫理觀其實是有問題的，我們管的只是生命，就像阿來所說，所有的歌都是關于存在、關于生命、關于活著，還有更深層次的東西，包括跟鬼魂的對話，尋找鬼魂和幽靈，幽靈的事兒誰來管？”歐陽江河指出，阿來動用了他獨有的語言資源，以及這種語言背后的生命觀、文化觀、想象力，關注死后目光、死后倫理、死后我們留給世界的那些東西。書中祭師阿巴回到云中村，召集亡靈，與已經成為過去的往事對話，如果只聽命于現代性不會寫出這樣的小說來，“阿來的出現，這本書的出現，是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
陳曉明將阿來的寫作歸納為“靈知寫作”，“這本書最讓我感動的，是阿來的靈知寫作達到了一個境界”。談到我們民族對死亡經驗的態度，正如阿來所說，為什么別的民族的死亡經驗是那樣的，而我們的民族就是哭泣，陳曉明認為，我們其實是把我們的死亡經驗轉化為一種痛苦的普遍性的經驗，用號啕大哭把一切隔絕，關閉掉我們每個人和死亡事實的關系。《云中記》其實是通過祭師阿巴這么一個孤獨的靈魂來感知死亡經驗，阿來沒有把對死亡的感知寫得幽暗深邃，而是把一切寫得非常明朗，陳曉明說，不知道這是不是和《安魂曲》有關，“在靈知寫作的意義上，阿來所看到的是一個世界的通透，而不是世界的幽暗”。在阿來的書寫中，有宗教、有信仰、有儀式，也有一種日常性、生活性和親切性，對靈魂、對死者的哀悼本身就和自然為一體，一切那么自然，一切還歸于自然，“所以這部作品并不是生命和死亡的關系，而是生命和自然，作品把這種關系表達得很透徹。”陳曉明稱，這部作品是一部非常杰出卓越的作品，“大家不要僅僅看成是寫地震，它思考的是一個更大的東西”。
“我覺得《云中記》的高貴之處在于它是一種精神性的寫作，和我們很多見的世俗性寫作不大相同。”評論家胡平分析道，作品塑造的祭師阿巴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少有的殉道者形象，他獨自返回云中村挨家挨戶尋找和撫慰亡靈，這里面涉及精神性的價值。精神性寫作涉及真理、真相、正義、良知、同情、懺悔、靈魂、救贖、寬容、博愛等，在世俗眼光來看也許都是虛無縹緲沒有實際的用途，但作家不能這么想，作家的重要責任之一就是要引導中國人往虛處想，承認一些形而上的價值觀念。阿巴召集亡靈，盡到了一個祭師的責任，文學應該表達這種圣潔的、不那么食人間煙火的情感，“我覺得文學本身也應該是一個祭師，是安慰人們靈魂的”。
>>“阿來系列作品是一個宏大建筑，《云中記》是一塊封頂的石頭擺好了”
李敬澤從《云中記》中聽到了詠唱的聲音，“小說從頭到尾20多萬字，始終是一種詠唱的調子和節奏，這很難做到，這個調子里包含著非常動人也非常浩大、莊嚴的東西”。在他看來，阿來永遠是一個讓人覺得他已經占領了一個世界、但又永遠能開拓出新的天地的人。他強調應該從阿來整個創作中來估量《云中記》的意義，從《塵埃落定》《格薩爾王》《機村史詩》以及《蘑菇圈》《三只蟲草》等，“我覺得這幾乎就是一個宏大的建筑，到《云中記》，這是宏大建筑一塊封頂的石頭擺好了”。《塵埃落定》中一個古老世界面臨巨大的社會歷史性變異，到《云中記》，巨大的自然災變對世界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干預，整個村莊被連根拔起滑到江中。汶川地震是這部小說的緣起，但未必是它的目的地，小說中云中村是具體的，又具有很強的寓言性，云中村經歷了一千年被連根拔起，這不僅僅是一場地震，而是任何一個文明在所難免的決定性的、被連根拔起的災難被濃縮到了這個村莊，讓我們看到在這樣的災變中人怎么存續下去，人在精神上如何自立。李敬澤說，“整部小說既是追憶，也是召喚。世界上有沒有靈魂？難言也，但是人是要召喚那些靈魂的，要召喚那些已經逝去的東西。為什么要召喚？我們通過召喚重建我們的生活，通過召喚確立我們現在生活的意義”。
“我愿意寫出生命所經歷的磨難、罪過、悲苦，但我更愿意寫出經歷過這一切后，人性的溫暖和閃光。”阿來說。為什么要把災難寫得明朗一點？對此阿來表示，自己從上世紀60年代成長起來，家庭窮困，魯迅曾說家道中落的人更能感知世態炎涼、人情涼薄，更能充分體會到世界不美好的那一面，“而我的成長過程可以讓我變成一個對世界充滿仇恨的人，也可以變成一個很意外的人。好在我遇到了文學，年輕時代閱讀的那些文學，人性、人道的光芒，審美的光芒把我從中拯救了出來”。阿來說，他特別喜歡美國批評家布魯姆，布魯姆認為好小說其實只有簡單的三點，第一審美的光芒，第二認知的力量，第三這兩者合起來成為智慧。所以阿來在小說中也絕不放棄對認知力量的追求，在文學當中尋找寬恕、理解、溝通，兩者結合起來，“我想會得到一個關于社會、關于世界、更重要的是關于我們自己生命的新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