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超然（第十次全國文代會代表、黑龍江省評協副主席）

　　“家國情懷”是中國人深層次、高等級的文化基因和遺傳密碼，它極大地影響甚至規定了中國人的思想、表達和行動。從古至今，它一直是中國文藝最綺麗、最堅韌和最具概括性、貫穿性的主題和母題，是中國文藝的根基、靈魂和力量。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文聯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重要講話中強調：“要加強和改進文藝理論和評論工作，褒優貶劣，激濁揚清，更加有效地引導創作、推出精品、提高審美、引領風尚。”事實上，文藝評論家需要具有宏大的家國情懷，才能被文藝作品中那種對國對家的長情大愛所感動，才能被文藝作品里那種對民族強大、人民安康的理想切實鼓舞，也只有這樣才能走進文藝、闡釋文藝，才能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

　　首先，“家國情懷”是文藝評論的學理資源。“家國情懷”在文藝作品中可以有不同內容和形式的表現，有時它是“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漢樂府民歌），有時它是“此夜曲中聞折柳，何人不起故園情”（唐·李白），有時它是“今夜月明人盡望，不知秋思落誰家”（唐·王建），有時它是“此生長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宋·蘇軾）。對中國人而言，很多時候愛家就是愛國，愛國就是愛家，個人、家庭、社會、國家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幾者之間有著緊密的邏輯關系和因果關系。史書萬卷，好戲千臺，寫的演的無非“家國”二字。“重視親情”“熱愛故土”“保家衛國”，是中國人的行為規范，是中國文藝的核心內容，相關思想也必然成為文藝評論重要的學理資源。

　　《毛詩序》說《詩經》可以“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詩經》不僅是詩歌，還是音樂、是舞蹈、是多種藝術形式的合集，更是當時社會文化生活的教科書，寄予著“家國同構”的人生理想和政治追求。中國傳統文學經典一直與《禮記·大學》里推崇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具有相同的精神內涵，“身—家—國—天下”漣漪一樣漸次擴大、展開，這種遞進的同心圓模式，正顯示出中國式人生哲學的深刻結構。

　　其次，“家國情懷”是文藝評論的價值體系。中國文化有自己的特殊性，從日常生活到傳統節日都與家國情懷有關。中國文化本源于“家”，孔子說“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也”，漢代亦曾強調“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北宋大儒張載則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樣擲地有聲、振聾發聵之語，明確了中國人從“家”到“國”追求崇高的總綱領。當下有不少文藝評論家言必稱“西方”，結果是沒有很好地解決中國文藝的問題，欣賞者、藝術家甚至評論家本人都不高興，以致文藝評論陷入特別尷尬的境地。我們有那么成功的經驗，為何要舍近求遠呢？“家國情懷”是重要的民族精神，是重要的社會評價尺度，也是文藝評論應該遵循的價值體系。

　　弘揚主旋律的電視劇《亮劍》自2005年首播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除了“讓英雄走下神壇、把神變成人、讓人回到人回到人群”之外，深厚的家國情懷讓人難以忘記。劇中有這樣一個情節：山本把李云龍的新婚妻子楊秀芹抓走時，李云龍說老婆讓人抓走一定要救。但當山本把楊秀芹當作人質來和李云龍談條件時，李云龍艱難地選擇了犧牲妻子，下令向秀芹站立的城墻開炮。作為丈夫，救自己的妻子是男人的擔當、親人的本分；作為指揮員、戰斗員，他舍家為國求取的是大義。選擇過程中的搖擺與掙扎使李云龍這個由眾多身份組成的人物形象沖突十足、血肉豐滿，整部劇中鐵血丹心、人世常情、傳奇人生與戰爭藝術有機地編織在一起。對于劇作家的家國情懷，評論家要感同身受，李云龍撕心裂肝的疼，評論家也要有痛感。

　　再次，“家國情懷”是文藝評論的職業倫理。傳統中國社會以家庭為中心衍生了一整套宏觀、中觀、微觀的思想文化體系，即如《呂氏春秋》所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作為匹夫，林則徐說：“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傳統戲劇的舞臺從古代延伸到今天，經典劇目生命力旺盛代代相傳，現在的觀眾仍然樂于接受，不是因為它是“傳統藝術”，而是因為它是“當代藝術”，是不變的中國情懷和中國精神使它成為了超越時空限制的藝術。一旦疏遠和冷落了中國情懷、中國精神，文藝評論就難免失責失位，難免違背自己的職業倫理。

　　“楊家將”的故事在舞臺、在坊間、在人們的記憶里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流傳。關于楊業之死有著不同的版本，有“絕食而死”說，見于宋人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有“箭傷發作而亡”說，見于《遼史·圣宗論》；有“血濺李陵碑”說，見于明人熊大木《楊家將演義》（又名《楊家將傳》）；有“慷慨戰死”說，見于清人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等等。盡管前有宋遼正史，后有顧祖禹持見最晚，但真正讓人們銘心刻骨深信不疑轟轟烈烈流傳至今的卻是熊大木《楊家將演義》中的悲壯情節。這表明了文學的強大、人心的強大、中國傳統文化的強大。我們注意到，文藝經典化的過程就是無限接近家國情懷的過程——人心所向即文藝所向，而文藝所向也應該是文藝評論之所向。

　　“文運同國運相牽，文脈同國脈相連”。中國文化自信之中，一定有中國文藝自信。千百年來，我們的傳統文論與傳統藝術一直并肩而行，它們有著相通的智慧、氣度和神韻，相伴相生，攜手前進，共同書寫了中國文藝的輝煌歷史。我們都知道中華文化史上留下了很多經典的文論著作，以及大量詩話詞話、書論畫論，《文心雕龍》《詩品》《滄浪詩話》《藝概》《人間詞話》這些閃閃發光的著作無需細想就會躍入我們的腦海。時代發展到今天，我們的藝術家創作了一大批“胸中有大義、心里有人民、肩頭有責任、筆下有乾坤”的精品力作。近現代以來到改革開放的今天，也涌現了大量的文藝理論著作，這些文藝理論立足中西文化互動的背景，與中國特色的文藝實踐緊密結合，在吸收借鑒的基礎上，依然保持了中華文化的本色。

　　只有帶著家國情懷，評論家才能對文藝的巨大繁榮作出準確、生動、可信的理論回應。家是最小國，國是最大家。評論家要充分認識家國情懷帶給中國人、中國文藝的認同感、歸屬感、責任感和使命感。家國情懷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出發之地、關鍵意涵，也是它的終極目標、最后歸宿。秉承這種精神，中國文藝評論可以做好中國文藝的闡釋工作，同時也可以為世界文藝提供“中國方案”。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作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標準。文藝評論當然也不例外。文藝評論要刻苦努力成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理論創見，以無愧于這個偉大時代，無愧于這個偉大國家，無愧于這個偉大民族的偉大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