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雜技團出國商演已經不是什么新鮮事了，既能為國家掙來大量外匯，雜技團自身也有不小收益，而演出任務最重的演員也可獲得一些酬勞，是一件一舉三得的好事。這其中，演員的酬勞主要是演員伙食費的結余，演員伙食費的結余歸己現在已是順理成章，可在改革開放初期，探索對外商演的路子包括收益合理分配卻經歷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這中間有一個人的名字不應該忘記，他就是原中演公司副總經理宋天儀同志。
對外商業性演出，簡單地說，就是出國演出掙錢。商演團的收入主要是兩筆，一筆是演出費，這筆錢除了扣除承辦單位即當時的中演公司百分之十的傭金以外，其余歸團里。這筆錢因為歸了公，沒有什么爭議。另一筆是演員的伙食費，又叫生活費，在合同中規定每人每天25-30美元不等。一開始，這筆錢演出商既不愿發給團里，也不愿發給個人，而由他們自己安排演員在當地中餐館用餐，這種方法當然不會產生伙食費結余問題，即使有，也歸演出商了。1980年，宋天儀率領上海雜技團赴美國演出，首先嘗試休息日伙食自理，從此才出現了伙食費結余。之后，商演團在實踐過程中逐漸摸索出全程全天伙食自理的辦法，把伙食費全部從演出商那里要過來，自己起火做飯，自己辦伙食，不僅吃得可口，而且省下不少錢。伙食費結余下來怎么辦？是交公呢？還是歸演員個人？
盡管和演出費相比，伙食費結余部分是個小頭，但因為它關系到出國演員的切身利益，直接影響到演員的積極性，演員們非常關注和在意。可如果歸了己，那就會造成出國演員和未出國演員在收入上巨大的差距。當時人們工資普遍都很低，工薪階層的月工資大多在人民幣40到100元之間，而商演團半年一個人可以拿到約5000多美元，等于有的人好多年甚至大半輩子的工資，沒有出國的這批人思想工作怎么做？因此，商演團伙食費結余問題幾乎成了橫亙在對外商業演出道路上一大難題和主要矛盾之一。
這實際上是一個如何處理國家、集體、個人三者之間利益的問題。伴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思想解放，人們的思想意識、觀念也與時俱進發生了變化，對集體和個人的關系有了新的認識。但觀念上的突破還需要有人敢于去實踐。改革開放初期，在各個領域都有一些勇闖“禁區”的單位和個人，中演公司宋天儀所提出的“休息日伙食自理、部分結余歸己”無疑是文化商演領域一次大膽的嘗試和突破。
1980年3月上海雜技團赴美國演出是中國對外開放以后第一個真正意義上赴國外演出的國營商演團，接待方是美國著名的哥倫比亞公司。宋天儀當時是中演公司商演處的工作人員，是一位對工作非常負責又很認真的人，辦事向來有板有眼，同時，思維敏捷，文筆很好。當時中演公司經理侯甸和商演處處長胡樹山很欣賞他的才干，放手讓他全權負責辦理此案。因此，宋天儀參與了這個項目的全過程，包括獨自赴上海和哥倫比亞公司副總裁談判、簽約，并以中演公司代表的身份隨團出訪。因為是第一個赴國外的商演團，很多事情無章可循，也無先例可參考，宋天儀在出國之前經過認真思考起草了一個詳細的請示報告，列舉了多個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處理建議，上報公司領導和文化部。這些問題中就有演員的零用費和伙食結余問題。宋天儀認為，商演團出國演出很辛苦，不能享受官派出國團的一些待遇，又不花國家一分錢，同時還能給國家創匯，掙回演出費。為了鼓勵演員的積極性，應該在個人利益這一塊給予照顧，適當增加演員在出國演出期間的個人收入。于是，他在請示報告中建議，按官派團出國每人每天1美元標準基礎上再增發1美元零用費，同時，力爭休息日伙食自理，從演出商那里把每天30美元的伙食費要出來，由團里統一掌握，自己解決吃飯問題，如果有結余，可以從中提取3-5美元發給個人，其余歸團里掌握支配。這點錢現在看來微不足道，可在當時卻是個不小的數目。按照政府之間文化交流協定所派出的藝術團標準（即官派團），演員在國外兩個月個人所得是60美元，現在按照宋天儀所提出的這個方案，就是180-200美元，比官派團出國發給個人的錢多了三倍！現在細分析起來，宋天儀在寫這個報告時為了演員的利益真是煞費苦心；在零用費問題上，他知道不能提得太多，如果太多了，就有“私分演出費”的嫌疑，于是改在 “伙食結余”上做文章。伙食費是演出商給演員的飯錢，本來就是屬于演員的，結余下來發給個人合情合理。我們人民軍隊在紅軍時期不是也有“伙食尾子”發給個人的傳統嗎？果然，這個請示報告送到文化部以后，主管副部長周而復很快批示同意了。
可就是給演員發的這點錢，在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在文化系統引起了不小的震動，甚至在社會上鬧得沸沸揚揚。在長期以來的“大公無私”的思想教育下和平均主義、大鍋飯的體制下，少部分人一下子有了這么多錢，出國發了洋財，很多人懷疑這樣做到底對不對，還有一部分人心里感到不平衡。于是，上海有關方面為此事先后兩次專門派人到中演公司來調查，宋天儀為此寫了證明，說明這是經過領導批準同意的，才使事情得以平息。
然而，事情并沒有完全結束。
后來各個團出國商演在零用費和伙食結余問題上開始各顯神通，以宋天儀方案為“藍本”，各種伙食結余發放“版本”陸續出現。隨之而來的是，各地的告狀信不斷遞到了文化部。1983年，宋成九同志擔任中演公司總經理以后，關于商演團伙食費問題所引起的矛盾愈演愈烈。沒有出國的演員看到出了國的演員掙了那么多錢回來，心里眼紅、嫉妒；而出了國的演員對團里克扣演員的零用費和伙食結余更有意見。好在當時的大氣候已有所改變，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因此，各級領導對帶有“紅眼病”的告狀信處理時很慎重。這一年的4月1日，已經擔任中演公司商演處處長的宋天儀陪同總經理宋成九就伙食結余問題專門到文化部計財司和外聯局財務處，找有關負責人商談，商談結果是維持原狀。這一年的11月29日，文化部黨組為此召開會議，專門討論國外接待方發給演員零用費的處理問題。討論結果是：基本同意歸個人。后來因為這個問題已經有人逐級向上反映，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文化部黨組于1985年12月20日再次開會討論，但涉及錢的問題文化部一家也做不了主。兩天以后，這時已經擔任中演公司辦公室主任的宋天儀和宋成九總經理受文化部委托，與文化部計財司負責人一起到國家財政部，和主管局長面談出國演員的個人零用費和伙食節余問題，但這一次沒有談出結果。大約一年以后，1987年的1月份，宋天儀再次陪同宋成九到財政部商談，才得到一個初步意見：暫不修改整個規定，可局部調整，略提高個人提成比例。
為了演員這點零用費，文化部黨組兩次開會，中演公司負責人兩次赴財政部商談，這大概是那些從中受惠的演員們做夢都沒有想到的。而宋天儀作為這項改革的第一個“吃螃蟹”者，引發了多方關注，鬧得沸沸揚揚。他在討論此問題的大小會議上，包括列席文化部黨組會議時，一直冒險據理力爭，多次為其合理性辯解，以求各級領導的理解和支持。為此，他在日記中寫道“這個點子是我出的，‘罪魁禍首’是我”，表達了他敢作敢當、勇于負責的精神。
宋天儀在中演公司期間，曾擔任過商演處處長、總經理辦公室主任、副總經理；在長達17年時間里，親自參與了對外商業演出的開拓和發展工作。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胡耀邦同志關于對外商業演出的三次重要批示中有兩次和他寫的材料有關：第一次是1979年5月，紅線女率領的廣東粵劇團赴香港、澳門地區演出獲得成功，他參與編寫了一份《在港澳地區進行商業性演出大有可為》的簡報，時任黨中央秘書長的胡耀邦于當年的8月23日在這份簡報上批示道：“這是一個好消息，我贊成大干。”第二次是1983年，宋天儀根據幾年來對外商演所取得的成績以及所出現的多頭對外、低價競爭的混亂現象，寫了一篇《我國表演藝術在海外進行商業演出大有可為》的文章，在新華社《國內動態清樣》刊登后，又以記者“行達一”的筆名、改題目為《開展對外商業性演出好處多，多頭對外問題有待解決》刊登在新華社《內部參考》1983年第239期上。胡耀邦總書記針對文章所反映的多頭對外的問題再次作出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強管理。文化部和有關部門對胡耀邦的批示極為重視，采取措施加強了商演團歸口管理，遏制了上個世紀80年代初期所出現的多頭對外、無序競爭的混亂局面。可以設想，要是沒有《內部參考》這篇文章和胡耀邦總書記當時的批示，那么，剛剛誕生的對外商業性演出很有可能在無序競爭的混亂中自生自滅。在貫徹胡耀邦總書記的批示過程中，宋天儀還多次參加了文化部黨組關于對外商演的會議，并受命撰寫《藝術團出國商業演出的暫行規定》。為了寫好這個文件，他付出了很多心血，多方征求意見，甚至在全國文化廳局長外事會議上散發，八易其稿，最后以文化部、財政部、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名義于1988年1月20日頒布執行，成為我國對外商業性演出的法定文件，對外商演從此有法可依，走向了正規。
我國對外商演的藝術團主要是雜技。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宋天儀是對中國雜技走向國際市場和中國雜技演員通過商演獲取一定報酬做出特殊貢獻的人。
退休以后的宋天儀仍然關心雜技事業的發展。2010年3月12日，中國雜協召開理事擴大會議時，宋天儀給與會雜技團團長們每人贈送了一本他的新作《四十國游記》并寫了一封信，他深情地寫道：
“我一生從事表演藝術對外交流工作，與藝術團體結下不解之緣，其中一半時間和精力是與雜技團打交道，觀看節目、商簽合同、組織出訪等，在我20余次出訪中，有幸8次跟隨雜技團出國訪演或考察，有的長達三個月之久，在合作共事中結下深厚的友誼，終生難忘。”
（田潤民 原中國對外演出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