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演員，濮存昕算得上圈里的異類，他身上承續著北京人藝老一輩藝術家為人為藝的傳統，低調、平和、戲比天大。近年來他逐漸遠離曾令他獲得巨大聲名的電視圈，以一種近乎虔誠的姿態在戲劇舞臺上演繹著人生百態。

　　另一方面，濮存昕又有非常高調的一面，自從2000年11月接受衛生部邀請成為第一位“預防艾滋病宣傳員”，十一年時間他持續活躍在艾滋病宣傳以及救助艾滋病致孤兒童的公益活動中，并陸續擔任“中國禁毒宣傳形象大使”、“無償獻血形象大使”等公益代言人，可以說“公益”早已成為濮存昕演藝事業之外最鮮明的標簽。當下中國，各類公益活動都在如火如荼地開展，既有廣大民眾參與公益的熱情，一些慈善機構的公信力也面臨各種質疑。公益，更加需要腳踏實地的努力和理性的思考，所以特別采訪濮存昕這位中國公益事業的資深參與者，請他聊聊十余年來公益路上的思考、轉變與領悟。

　　把我生命的幾秒鐘給你  

　　第一次在公益活動現場見到濮存昕，還是去年7月濮存昕愛心教育基金資助的“北大荒——北京希望之旅夏令營”開營式上。在一間賓館的會議室，沒有主席臺，只是整齊地擺著十幾排木椅，前面空出一大塊兒活動區域。在場內忙碌籌備著的都是年輕時到過北大荒插隊的老知青，彼此間很是熱絡熟悉。置身其中好一會兒，才注意到濮存昕，他頭戴棒球帽、穿一件普通的灰色T恤，隨意地坐在靠近過道的位置上。除去一雙發亮的眼睛，整個人明顯卸去了舞臺上的光芒，正和身邊人聊著家常。這兒就像一場普通的老友聚會，一點兒也沒有慣常公益現場的儀式感。

　　晚7點活動開始，來自黑龍江寶泉嶺農場的幾十名優秀初高中學生們蹦跳著進入會場。一些活潑的孩子好像早知道會經過濮存昕的座位似的，有直接撲上去擁抱的，也有伸出手掌來個響亮的擊掌的，濮存昕瞬間來了精神，滿面笑容地一一互動著，這份兒熱情與熱鬧讓原本簡單的會場頓時有了氣氛。

　　孩子們是當晚絕對的主角，他們坐在最靠前的位置上，輪流上前或表演或參與游戲。3個多小時里濮存昕始終腰桿挺直地坐著，不時地大聲叫好鼓掌，即便大多數時間里沒人會留意，可絕不敷衍，心神都聚集在孩子們身上。

　　活動接近尾聲，所有孩子幾乎是一擁而上要求合影簽字，只見濮存昕被一大堆小腦袋擠在中間，一邊龍飛鳳舞地在筆記本、T恤、背包上簽著字，一面還隨時照顧著拿著相機的孩子的鏡頭，“看這里，看這里。”一個孩子叫著，他就努力將臉從身邊孩子的包圍中探出去，沖著鏡頭給個大笑臉。和孩子的合影更別提了，有要求配合姿勢擺造型的，有兩三人合照完了再單獨照的，有求必應。

　　眼看著一個個孩子舒展著小臉兒，心滿意足地拿著簽名回去了，工作人員又上前商量起隨后幾天的一些細節安排，等到終于找到空隙和濮存昕提出采訪要求，已經接近夜里12點。近距離一觀察，剛才還精神滿滿的濮存昕滿眼血絲，明早還要趕到外地演出，只能簡短地問上幾句，另約時間再談。當晚他說的這樣一段話讓筆者印象很是深刻：“我知道不能陪孩子天天玩兒去，今晚上我一定得滿足他們，簽到最后一個，我才能走。簽名是干嗎的，寫在上面就完事兒了嗎？不，簽名是人與人交往中的一種心態，請你把你生命中的幾秒鐘給我，當面簽，當面遞給人家，只能為他們做這點兒事，就誠心誠意去做。”

　　不知道在濮存昕出名后，尤其是參與到公益活動之后，這樣的合影、簽字他重復做過幾千次幾萬次。在這個并沒有攝像機鏡頭關注下，這樣一場由他發起，已經持續5年，并不為人熟知的小型公益活動中，他將自己5個多小時的生命熱誠地獻給了來自“第二故鄉”(濮存昕語)的孩子們。

　　正是基于這個晚上的所見所感，當后來筆者陸續采訪衛生部、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以及濮存昕愛心教育基金會的相關負責人，能夠很自然地理解聽到的這些細節。比如他單膝跪地配合受救助兒童表演節目；比如他曾經在一年內參加近一百次與艾滋病防治相關的各類活動；再比如當很多人對艾滋病致孤兒童講周圍這么多愛心人士為你們捐錢捐物，你們一定要感謝他們，要學會感恩，而濮存昕卻講：我和你們走到一起，大家都是互相支持，我能做的只是在你們最困難的時候陪你們走一段路。

　　“有時也覺得我個人能力太小了，你費這么大勁兒，講一天、半天兒的，他萬一扔到腦后呢。但這事兒都得慢慢地做。”

　　您投身公益有十多年時間了，算是中國公益事業的先行者吧？

　　濮：一定要排斥這樣的說法，我就是參與者，比我早的有很多。而且公益不是這幾年的事，老早就有。不過現在是從整體的社會風尚層面出現了，就是大家伙有能力去做這些事情了。原來都沒能力，早前我還挺窮的呢，我直到27歲才提干，每月才掙三十多塊錢工資。在這以前，戰士津貼費最高只有十二塊錢。

　　我是碰到一好時候，中國的傳媒是改革開放最突出的行業之一，發展最快、社會成效也好。到了上世紀90年代忽然間拍個電視劇我就出名了，從那時候開始，廣告來了。坦白地說，廣告就是你把形象給人家了，人家一下就給你這么多錢。你是有能力做事情，舒舒坦坦做點兒事情，也特別自然。

　　忽然而至的名利肯定也擾亂了您的生活，參與公益是不是也是從另一個方面平衡一下？

　　濮：對，突然間生活狀況大大好轉，可以買房了，換一輛好車，之前就一輛二手的小破車，演了《英雄無悔》之后才買了輛切諾基吉普。你自己的生活解決之后才有能力顧及他人。我之前還有怨氣呢。記得有一次參加企業活動，有一記者就說：哎，你是不是因為拍廣告成暴發戶了？聽起來就很別扭，當時我有點兒不平，就問：您住單元房么？我還沒住單元房呢？我蹲在公共廁所里人家跟我一個演員聊天，你說我跟人家發這種牢騷。

　　我接受《面對面》欄目采訪時，王志曾眼對眼直瞪著我問，你做公益有什么目的(笑)，這種疑惑是很正常的。

　　我還碰到什么事呢？90年代中期開始拍廣告，當時有一些批評，質疑不少明星都參與的某鈣片廣告，說明星集體缺鈣，也包括我。當時還收到了觀眾的信件，夾著一個廣告單，旁邊寫了批語：“不要臉！哈巴狗！人家要你說什么你就說什么。”這是很激烈的語言，第一次面對這么直接的批評，而且不講一點情面，心里一直怦怦怦怦跳。

　　無論如何，這種事情會促使你去想，你是一個先富裕起來的也好，占得先機也好，你怎么才能夠做得恰如其分。如王志所說，你是不是有個人目的呀？這肯定有一點。所以一切都是綜合的、立體的。

　　2000年衛生部找我做預防艾滋病宣傳員，很自然就答應下來去做。

　　采訪衛生部那邊聽說，之前找過好幾位明星，都不愿意，甚至有人一聽艾滋病就啪地撂電話了。

　　濮：我覺得沒什么不可以的。人家讓你做個宣傳，宣傳就宣傳唄，那時候沒想到接下來這么多事兒。商業廣告你能拍，讓你拍點兒宣傳廣告，拍就拍唄。

　　在資料里看到，您第一次和艾滋病人合拍宣傳片，這位艾滋病患者還在發著高燒，他手上還有流膿結的疤。您注意到了么，當時有含糊么？

　　濮：當時他已經高燒很長時間了，醫生說40多天了，熱度一直退不下去，還是在重病期間。別的病人都不愿意出鏡，他說：“我拍，我媽我爸也不讓我拍，但我愿意拍。”多好一孩子！才22歲。

　　那時候我已經掌握相關知識了，正常接觸不會傳染，而且我手哪兒也沒有破損。有人說最好還是別握手了，握就握唄，他手背上有疤，手心又沒有。

　　您拍完公益片后，接著又參加培訓團，下到新疆云南等二十多個省市去宣講。衛生部的王新倫在工作筆記中記錄，2001年到2002年間，您參加的各類活動達100多次，完全是沒有報酬的。為什么一叫你就去？

　　濮：那時候也沒現在這么多事兒，劇院里戲沒有那么多，就是拍戲也能倒出空檔來。當時主要是參與政府培訓，基本是省地一級，共青團、財政部、司法部門全都來聽。我負責講“社會參與”的必要性，前面有人講國際形勢，有人講艾滋病病理，講國家政策，我最后煽動下大家情緒，就是鼓勵社會參與。我看重的是你所能達到的推動力，因為針對的是各級政府的主管部門，把科學的理念傳播出去，這非常重要。

　　有時也覺得我個人能力太小了，你費這么大勁兒，講一天、半天兒的，他萬一扔到腦后呢。但這事兒都得慢慢地做，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這么多年，這種局面的改變就是一次一次的事兒。有時候你自己想，有什么用啊，弄個大集會，大伙兒喊喊口號，發發宣傳品，然后就偃旗息鼓了。但你就得捏起拳頭來，就得喊這口號，就得對社會有沖擊力，影響到媒體，反正得弄出點兒動靜。艾滋病宣傳沒有動靜怎么行呢，你就去參加活動好啦，誰叫都去。

　　采訪時聽青基會的工作人員講過一段兒你們深入到河南艾滋病村的經歷，一路上所見真是觸目驚心，您有什么感受？包括當地那種封閉的、力圖隱瞞的做法？

　　濮：當時是一大批艾滋病人開始進入死亡期了，感染者得不到很好的治療，免疫力下降，病毒性的疾病就來了。現在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上來了，就不用救濟，我們的扶持重點也從小學慢慢過渡到中學，再到大學。

　　就是正視目前這種形式，有些地方過去還捂著蓋著，也不讓記者去，你防什么呀？重點是現在怎么辦，我們已經失去最早的機會了，整個社會集體負這個責任，就得大聲疾呼，主管部門要負起這個責任。

　　當時想推進這個事情非常困難，那時候會不會有一點兒無力感？覺得自己想做事兒，但是很難。

　　濮：我的角度不一樣，因為我不是個體志愿者，我基本是在和政府合作。還有一個呢，作為政協委員，通過政協這個渠道做點事，我還得過優秀提案獎。提案是關于加強艾滋病宣傳、教育的幾點建議。我建議在交通樞紐，把艾滋病當成公開話題去大規模宣傳。這效果就不一樣，從政協提案，所接受部門一下子就到達很高層，這方面的批示就管用。機場就能夠登廣告了，宣傳語是：防治艾滋病人人有責。以前艾滋病算是禁忌話題，只要是一登廣告，就變成公開話題了，全社會各方面就能合起力來做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