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福建武夷山市朱熹園考察時強調：“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把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文明歷史悠久，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涌現了老子、孔子、莊子、孟子、朱熹等一大批思想大家，留下了浩如煙海的文化遺產。朱熹是儒學集大成者，宋代著名理學家，其思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加強對朱熹的精神品格的研究整理，有助于我們更好賡續中華文脈，充分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

　　“自強不息”的精神。《易傳》講“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它表現出中華民族奮斗拼搏、勇往直前的精神。在中國歷史上，它激勵著一代代中國人，成為奮發有為的精神力量。朱熹是“自強不息”精神的踐行者。在治學上，他身體力行“自強不息”的精神，如對“四書”的詮釋，耗費了他后半生大部分的心血和精力。他說：“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也正是這種“自強不息”的治學精神，使朱熹成為理學的集大成者。

　　朱熹在《論語集注》中說：“蓋學者自強不息，則積少成多；中道而止，則前功盡棄；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四書”對朱熹來說，是一種精神客體。“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是就人的主體性而言，這種主體性，是指人同客體互相作用表現出來的能動性、創造性，是人主動進取、積極有為的內在潛力。

　　朱熹“自強不息”的精神，不僅體現在治學上，而且表現在對待人生態度上。他講人格，主張“人要有骨氣”，在橫逆面前要“硬著脊梁，無所屈撓”，敢于斗爭。朱熹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如南宋時期的慶元黨禁，禁毀理學，朱熹受到迫害。在這樣的形勢下，朱熹仍然講學不輟，學術研究不斷，臨去世前三天，還在修改《大學》“誠意”章，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種進取不撓、頑強拼搏的行為背后，是一種“自強不息”的精神。

　　朱熹“自強不息”的治學精神和人生態度，激勵了后來眾多的學者。他們胸懷大志，在治學之路上秉承朱熹“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的奮斗精神，產出了許多熠熠生輝的鴻篇巨制，為中華文明的發展作出了諸多貢獻。

　　“兼容并包”的胸襟。朱熹的“兼容并包”，在于解決人生的指導思想問題。只有解決這個問題，儒家思想才能真正成為整個社會生活的指導思想，才能真正深入人心，為多數人所接受。朱熹的學說，從重“五經”轉向重“四書”，充分說明他的著眼點已經集中到道德修養和指導人生的方面。在秦漢時期，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公羊學，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政治指導思想的解決上，卻沒有注意到一般百姓的道德修養問題，故其學說難以成為百姓日用之學。

　　朱熹的兼容并包，具有鮮明的創新精神。他對儒家的“四書”的闡釋，有許多新認識、新觀點，達到了當時理論思維的最高水平。正如錢穆在《朱子新學案》中所說：“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學，乃重獲新生機，發揮新精神。”陳榮捷也說：“學者每謂朱熹集理學之大成，其實朱子多多創新，乃完成理學。”

　　朱子理學的兼容并包精神，深刻影響著宋代以后中國文化的各方面，在中西文化、哲學融合發展的今天，仍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

　　“自我批判”的意識。自我批判在先秦儒學中就已出現，秦漢時期得到進一步發展。當時經學內部展開的古文與今文之爭，就展現了一種自我批判精神。這種自我批判，經王充、張衡、荀悅等人的發展，成為一種傳統。朱熹繼承了這一傳統，并把它貫穿在理學思想體系的建構中。如他對釋、老的批判，并通過批判創新建構了以儒學為主體、吸納釋老之精華，又有別于釋、老的新儒學（即理學）。

　　就哲學而言，它批判的本質，在于不斷超越已有理論。朱子理學是通過自我批判形成的。如他把張載學說中的“氣”，由“生物之本”改造為“生物之具”；他繼承二程學說，又超越二程學說，把程顥、程頤理學思想中的不同傾向統一起來，并融入自己的思想體系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就超越了張載和二程。

　　朱熹還特別重視批判方法，注重理性主義的分析。他說：“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在朱熹看來，思辨工夫主要在于分析，他用吃果子來比喻，認為吃果子先要去其皮殼，再食其肉，還要把里面核子也咬破，才算到“極至處”。這也就是朱熹常對門生所說的，不能只“理會得個皮膚便休”，要步步深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己者”，還要進一步“求其所以然者何故”，直到“表里精粗，無所不盡”為止。所以，朱熹“嚴密理會，銖分毫析”的分析方法，把儒學的思辨性推進了一大步。

　　朱熹的自我批判精神，為后學開展學術創造活動，不斷超越已有理論、返本開新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重視人生”的態度。人們重視人生，從先秦就開始了。荀子說：“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這說明荀子注重思考人與自然的統一問題。但對人與自然如何統一，用什么方法去統一，他沒有進行更多說明。朱熹是極為重視人生的思想家之一。他對于“人”的問題，主要討論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及人在宇宙間的地位和作用等。朱熹認為，道德行為的積累，是使人與自然界統一起來的一種方法。在他看來，道德行為積累到一定的程度，量變轉化為質變，人與自然達到和諧統一，“天人合一”便隨之實現。

　　儒家認為，在仁者的精神境界中，天地萬物同為一體，一切人、物都是這個宇宙大家庭的平等成員。這種仁者，是儒家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朱熹就是通過發揮儒家的仁學，來達到人與自然界的和諧統一，使早期儒家的“仁學”上升為“生的哲學”。朱熹用“生的哲學”來拓展仁學，深化愛的內涵，突出了生命的價值和意義。他還用“生的哲學”把人道與天道貫通，將人道之仁擴展為天道之仁，把早期儒家仁的倫理思想大大提升了。

　　朱熹認為，達到仁者精神境界的人，就能得到“至樂”。而這種“至樂”的獲得，不像佛教所說，到“彼岸”中去尋找，它就在我們這個現實的世界，即“此岸”中。所以，朱熹特別強調在平常生活中，不斷積累道德行為，不斷去除非道德行為，以達到“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于言外”的精神境界。這種精神境界就是理學家們所尋求的所謂“孔顏樂處”。

　　在這里，朱熹不僅告訴我們怎樣把人與自然界統一起來的方法，而且向我們指出了實現仁者精神境界的出發點和必由之路。

　　（作者：張品端，系福建省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武夷學院朱子學研究中心首席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