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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十年中，中國大陸關于朝鮮戰爭的研究發生了一個轉向，除了徹底拋棄了國際主義的視野，轉而用較為單純的民族主義視野解釋這場戰爭之外，另一個趨勢是將研究的中心從中國與美國的較量轉向中蘇關系。比較有影響的看法包括：一、斯大林與金日成聯手背著毛澤東策劃朝鮮戰爭，聯手誘導中國參戰；[21]二、蘇聯放手朝鮮發起統一戰爭，是因為對控制中國東北失去了信心，而中國出兵朝鮮的目的之一是避免蘇聯以美國壓境為理由加強在東北的駐軍而受蘇聯控制；[22]或者，蘇聯支持朝鮮進攻是因為避免毛澤東成為亞洲的鐵托；[23]三、蘇聯是在朝鮮戰爭中受損最大者之一，因為它不僅失去了在中國東北的利益，而且為中國援助建設了156項重大工程，從而為新中國的工業化奠定了基礎。[24]四、朝鮮戰爭加速了中蘇同盟的進程，也破壞了與美國改善關系的契機。[25]因此，一個自然的問題是：中蘇關系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中國出兵朝鮮？

　　首先，在談論出兵朝鮮問題時，毛澤東除了談及對中國、朝鮮有利外，特別提及對東方、對世界有利的問題。這是兩個新的，也是在一般民族主義和國家利益框架內不能解釋的范疇。東方是指東西兩個戰線中的東方，尤其是以蘇聯為中心的社會主義陣營，而中蘇同盟正是“東方”范疇的核心內容之一；世界指正試圖從帝國主義的控制下解放出來的全世界被壓迫民族。從建國伊始，到抗美援朝，再到此后一段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心是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結盟。這不是突發的轉變，而是中國革命進程中已經確定的同盟關系的延續。1950年6月，毛澤東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的閉幕詞里講到了這一問題。他說：中國要有遠大的目標，在全國人民考慮成熟之后，在各種條件具備的條件下，可以從容地、妥善地走進社會主義新時期。為了這個遠大目標，他提出在國外必須兼顧地團結蘇聯、各人民民主國家及全世界一切和平民主力量，對此不可有絲毫的游移和動搖；在國內必須團結各民族，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一切愛國民主人士，鞏固革命的統一戰線。換句話說，雖然戰爭促進了軍事的合作，但中蘇并不是因為朝鮮戰爭爆發才會結盟。中國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結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新的形勢的結果。大革命時代的國民黨曾經與蘇聯結盟，而在大革命失敗后，中國共產黨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蘇聯的關系是眾所周知的，并不需要等到朝鮮戰爭才出現，但1945年后國共內戰時期美國對國民黨的偏袒態度最終促成了正在誕生中的新中國迅速倒向蘇聯是可以肯定的。

　　毛澤東反對美國及其仆從勢力軍事介入朝鮮半島，而同時保持著對社會主義陣營的承諾。[26]他的修辭包括兩方面，即一方面對中國、朝鮮有利，這是最能夠說服全體中國人民、尤其是民族資產階級支持抗美援朝戰爭的理由；另一方面對東方和世界有利，這涉及對整個世界格局的基本判斷。這個世界格局的新特點是出現了東西兩大陣營，而中國正是東方陣營的一員。1950年1月，朝鮮戰爭爆發前五個月，蘇聯因中國重返聯合國的提議未獲通過而宣布退出安理會會議，從而缺席了6月25日為討論朝鮮戰爭而舉行的安理會會議。這個細節現在被一些學者解釋為一種“放水”行動，即蘇聯因缺席而無法行使否決權，遂使聯合國通過美國主導的組成聯合國軍并卷入朝鮮內戰的議案。[27]這一猜測因葛羅米柯回憶錄中有關斯大林拒絕讓蘇聯代表參加安理會并行使否決權的細節而得到加強。這是否是一個有預謀的行動？

　　參照1950年初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會談而不通報在蘇訪問的毛澤東的細節，這個推斷不無道理。但既然蘇聯支持北方的統一戰爭，它又有什么理由故意讓那么多聯合國軍合法介入朝鮮戰爭？比較有說服力的證據是俄國學者披露的檔案，即斯大林致捷克斯洛伐克總統哥特瓦爾德的電報。在這封電報中，斯大林解釋了蘇聯退出安理會的四個目的：“第一，表明蘇聯與新中國的團結一致；第二，強調美國的政策荒誕愚蠢，因為它承認國民黨政府這個小丑是中國在安理會的代表，卻不允許中國的真正代表進入安理會；第三，使得安理會在兩個大國代表缺席的情況下做出的決定成為非法；[28]第四，解綁美國的雙手，讓它利用安理會中的多數票再做些蠢事，從而在公眾輿論面前暴露美國的真實面目。”[29]

　　斯大林的第四點實際上就是指朝鮮戰爭，他接著說：“我們退出安理會后，美國陷進了對朝鮮的軍事干涉，敗壞了自己在軍事上的威望和道義上的制高點，現在沒有幾個正直的人還會懷疑，美國在朝鮮扮演了加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在軍事上也不像它自己宣揚的那樣強大。此外，很明顯，美國的注意力從歐洲被引向了遠東。從國際力量平衡的觀點來看，這一切是不是對我們有利呢？當然是。”[30]此后的事態發展多少印證了斯大林的估計。安理會決議后，杜魯門命令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力量全力支援李承晚政權，同時，命令第七艦隊封鎖臺灣海峽，以阻止中國可能進行的對臺灣的進攻。從斯大林的盤算看，美國的注意力的確從歐洲轉向了遠東，但從美國方面看，它對遠東事務的介入、與蘇聯在這一區域爭奪勢力范圍的態勢，均非始于1950年。蘇聯缺席安理會恐怕并不是軍事介入朝鮮的關鍵因素。

　　由于蘇聯在東方集團中的特殊地位，如何區別其行為中的國家霸權與冷戰政治格局下的政治領導權，仍然有待深入分析。從斯大林時代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承擔著巨大的國際主義責任，又存在著不同程度、不同形式乃至不同性質的霸權主義；在中蘇關系方面，兩黨從相互合作，到內部分歧，再發展為公開辯論；兩國從政治合作，到政治沖突，再發展到軍事對抗，蘇聯在1950年代的表現與1960年代以后有重要區別。這是一個復雜的、需要置于具體脈絡中進行研究的進程。二戰之后蘇聯在東北有巨大的影響，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一再出現蘇聯將完全吞并中國東北的說法，從1949年后期到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之前，美國國務院一再敘述這個問題。但美國和西方世界的這些說法——如同英國報紙在毛澤東訪俄期間散布毛澤東已經在蘇聯被軟禁一樣——怎么可能作為“事實”來敘述？這樣的說法與其說是當代學者的發現，不如說是美國國務卿艾奇遜的發明，是美國政府從其戰爭霸權政策和對中蘇關系進行分化的策略出發蓄意制造的說法。在新中國建立以后，中蘇之間圍繞蘇聯在東北的權益（包括中長鐵路、旅順港等問題）有一系列的談判。朝鮮戰爭對中國加速全面接管東北有其影響，但這絕不是說：如果沒有朝鮮戰爭，中國東北就會被并入蘇聯。我在這里舉兩個例子——都是普通的、由于毛澤東的明確表述而廣為人知的例子，但足以說明問題。

　　1950年1月20日，當時的中央人民政府新聞總署署長胡喬木專門發表談話駁斥這種說法。就在同一天，新華社發表了毛澤東起草的評論《駁斥艾奇遜的無恥造謠》，反擊美國國務卿艾奇遜1950年1月12日在美國全國新聞俱樂部的長篇演講。毛澤東駁斥了其中的兩個觀點。第一個是美國跟亞洲各國的關系問題。艾奇遜的說法是，“我們的利益與亞洲各國人民的利益是符合的”，美國的利益和中國人民的利益“是并行不悖的”，“自從宣布門戶開放政策之時起，經過9國公約簽訂，以至聯合國大會的最近的決議都是這一個原則，并且我們對它始終不渝”。[31]艾奇遜的第二個說法是：“蘇聯正在將中國北部地區實行合并，這種在外蒙所實行了的辦法，在滿洲亦幾乎實行了。我相信蘇聯的代理人會從內蒙和新疆向莫斯科作很好的報告。這就是現在的情形，即整個中國居民的廣大地區和中國脫離與蘇聯合并。蘇聯占據中國北部的四個區域，對于與亞洲有關的強國來說是重要的事實，對于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32]

　　毛澤東反駁說：美國的基本國策是利用一切辦法滲透中國，將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他的根據不僅是美國在1945-1949年中國內戰時期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持，而且是美國對臺灣海峽的介入。1月14日，也就是艾奇遜演講的第二天，塔斯社在華盛頓報道說：1949年10月24日在中國被逮捕、11月1日被審判、12月中旬被驅逐的美國駐沈陽的總領事瓦爾德返美以后，曾與美國國務院官員談話。此次談話后，在會見記者時，他說：蘇聯在中國東北行使共管鐵路的條約權力，但“并未看見蘇聯有監督滿洲的任何跡象”，也“未看見蘇聯吞并滿洲的任何跡象”；在回答滿洲共產黨的政權是否受北京的監督時，瓦爾德稱“所有共產黨的政權都受高度的集中管理。據他所知，滿洲乃系共產黨中國之一部分。”毛澤東諷刺道：“人們可以看到，在西半球的土地上發生了怎樣的故事。一個說：滿洲與蘇聯合并。一個說：并未看見。這兩個不是別人，都是美國國務院的有名的官員。”[33]

　　蘇聯希望相對長地在東北擁有一定的影響力，但由此推斷中國會因此喪失東北是缺乏根據的。中蘇關系是二次大戰后最重要的大國關系之一，但這一大國關系不同于以往的大國關系。這是新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是剛剛出現的社會主義陣營內部的關系。這不是說它們已經不是國與國的關系，而是說這一時代的國際政治關系具有不同以往也不同于此后的國際關系的內含和性質。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系包含著國際主義的面向，中蘇關系不僅是中蘇關系，也是東方集團內部的關系。一般來說，中蘇分裂肇始于蘇共二十大，到1960年伴隨著論戰的公開化而為世界所知。但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解密檔案，即便在中蘇論戰的語境中，美國情報機構仍然認為中蘇同盟并未真正破裂。歸根結底，美國的判斷是從朝鮮戰爭等經驗中得來的，它明白社會主義陣營內的國家關系不同于一般意義的主權國家關系。這個關系的內核是黨與黨的關系，從而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對于國家間關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參戰的條件之一是蘇聯的支持，但這一條件并不是決定中國是否參戰的最終決定因素。在1950年10月13日給周恩來的電文里面，毛澤東提及對第三、第四點沒有把握。所謂第三點針對的是1950年5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來給中共發的聯名電報，電報許諾蘇聯可以完全滿足中國需要的飛機、大炮、坦克等裝備。毛澤東問：是用租借的辦法還是用錢購買蘇聯武器？他希望用租借的辦法，而不是購買的方式，原因是新中國剛剛建立，亟需資金從事經濟、文化等項目建設及一般軍政費用。如果將已經十分緊缺的資金用于購買武器，不僅中國的經濟恢復勢必放緩，而且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都會反對，從而無法“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34]

　　關于“保持國內大多數人的團結”這一點，還可以舉出1950年12月2日毛澤東給天津市工商聯的電文為例。[35]天津市工商聯在11月底舉行保家衛國游行集會，并于11月30日給毛澤東發來電報，堅決支持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愛國立場。值得注意的是，抗美援朝戰爭開始后，全國范圍內的動員已經展開，毛澤東為什么不是給農民、不是給工人、不是給學生發電文，而是給工商聯發電文？這與他對國內團結的擔憂有關，即如果戰爭延長，戰爭負擔過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可能表示不滿，進而影響政治和社會的穩定。電報中的第四條要求蘇聯在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愿空軍幫助中國在朝鮮作戰，并掩護中國的北方地區。[36]周恩來于10月11日給毛澤東和中央發出電報后僅幾小時，接到莫洛托夫電話，說蘇聯方面沒有準備好，不能派出志愿空軍。毛澤東一方面要求周恩來在蘇聯多留一些日子，以便獲得蘇聯方面更明確的承諾；[37]但另一方面，即便沒有蘇聯空軍支援，中國參戰的決心也已確定。就在發出上述電報的次日，10月14日，毛澤東開始志愿軍入朝作戰的部署。[38]10月23日，他給彭德懷和高崗寫信，說要在“穩當可靠”的基礎上爭取一切可能的勝利。[39]

　　3、冷戰體制的確立與去冷戰的契機 

　　早在戰爭爆發之初，毛澤東就提出世界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去管、亞洲的事情由亞洲人管，這個看法幾年后也體現在萬隆會議的原則之中。這是他將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視為必要的和正義的戰爭的政治前提。從開羅會議開始，美國已在預謀怎樣聯合亞洲地區其他的勢力，包括戰后的日本和國民黨統治的中國，來遏制蘇聯。歐洲戰場臨近結束之時，雅爾塔會議、波茨坦會議相繼召開，如何在戰后確定各自的勢力范圍，已經是美蘇博弈的現實課題。這里需要回溯的是：1945年8月美國對日本的原子彈攻擊包含了對蘇聯的威懾，也促成了蘇聯以迅雷之勢對日宣戰，攻占滿洲、朝鮮北部、薩哈林島南部和千島群島。美軍在1945年夏天已經進入朝鮮半島，并為與蘇聯爭奪勢力范圍而率先劃出了軍事分界線。在伊朗事件后，1946年３月，丘吉爾宣布鐵幕降臨；1947年7月的馬歇爾計劃未能包括蘇聯。蘇聯支持金日成進軍南方，在很大程度上是回應美國在巴爾干和中東的挑釁，其中1949年4月至8月北約成立并在各國完成批準手續，對蘇聯和東方集團是一個重要刺激。1949年8月，蘇聯首顆原子彈試爆成功，核威懾格局成型。

　　在朝鮮半島，分治的格局最初是在雅爾塔會議框架下、以國際托管的形式產生的，但朝鮮并非戰爭策源地和戰敗國，其人民卻無緣參與這一決定自身命運的事件；作為朝鮮的近鄰，中國也沒有參與這一“國際決定”。伴隨柏林的陷落，美蘇兩國將戰爭重心轉向遠東，波茨坦會議的主題之一，已經是對日作戰問題，占領朝鮮由此進入兩國的戰爭方案，雅爾塔的托管計劃也就被突破了。1945年5月杜魯門特使面見斯大林，斯大林仍然堅持雅爾塔協定確定的四國托管朝鮮的方案，但波茨坦會議后，蘇軍對日宣戰并進入朝鮮，美國提出了分隔朝鮮的“三八線”方案。這是新中國建立前夕、朝鮮半島局勢變遷的重要事件。

　　伴隨新中國的建立，美國在亞洲地區的新任務就是遏制新中國，而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共領導人就已經確立了與蘇聯結盟并加入東方陣營的方針。這一格局很可能正是促使斯大林從反對朝鮮北方南進到支持其南進的態度轉變的樞紐。根據現有檔案，1950年1月，斯大林并未向毛澤東通報支持朝鮮南進的態度，但新中國的建立以及中蘇友好條約的簽訂支持了斯大林的態度轉變，卻是可以推斷的。因此，戰爭并不是1950年的產物，而是上述過程的延伸。所謂世界各國的事情由各國人民去管、亞洲的事情由亞洲人管，針對的是1945年雅爾塔會議以降、尤其是波茨坦會議之后霸權國家主宰弱小國家命運并將其納入自身勢力范圍的格局。

　　在蘇軍已經大舉進入朝鮮、逼近漢城之時，美軍為防范蘇聯控制朝鮮全境而做出了以北緯38?線作為美蘇各自對日受降的軍事分界線的決定。從這個角度說，朝鮮戰爭類似于中國的內戰，其中包含著民族統一的訴求，而不能等同于其他的入侵事件。[40]既然是內戰，任何外來軍事干預――尤其是以霸權性的戰略利益為基礎的軍事干預――都缺乏正當理由。1945年9月美軍在南部受降后，先以專機于10月中旬將長期滯留美國、與韓國臨時政府有一定矛盾的李承晚運送回國，而命令國民黨政府扶植的[41]、流亡在重慶的韓國臨時政府人員（右翼的金九、左翼的金奎植等）以個人身份回國[42]。金九等人11月5日從重慶到上海后滯留十多天，國民黨政府與美國軍方交涉后，美軍才用專機將金九等人送回國。金九作為當時韓國臨時政府的中心人物，其政見同樣傾向于反對共產主義并親近美國，美方對韓國臨時政府合法性的執意取締有一部分原因可能是美國不情愿讓中國在戰后擴大在亞洲的影響，希望在朝鮮半島乃至整個亞洲獲得最大權益、霸權獨攬。[43]

　　1945年12月的莫斯科美蘇英三國外長會議確定了由美、蘇、中、英對朝鮮進行為期五年的國際托管[44]，結果引發朝鮮南方民眾的抗議，美軍刻意誤導漢城的輿論，把國際托管的協議說成是蘇聯倡導，試圖將反托管運動的矛頭指向反蘇。[45]同時，北方開始土地改革，蘇軍從朝鮮北方撤出大部分駐軍。1946年，由于美國占領軍執行的經濟政策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南方人民起來抗爭，其中最大規模的首先是九月總罷工，10月又形成了“300余萬人參加，300余人死亡，3600余人失蹤，26000余人負傷”的人民起義：“十月民眾抗爭”[46]，參加暴動農民的口號之一就是要執行和北朝鮮一樣的土改[47]；1947年10月美國通過聯合國提出在1948年3月31日前在南北朝鮮同時進行選舉，成立統一政府，但在北方拒絕承認和參與大選的狀況下，美國操縱的聯合國議案事實上等同于支持朝鮮南方單獨進行選舉。

　　1948年2月10日，被譽為“韓國國父”的金九發表《向三千萬同胞泣訴》的聲明，反對韓國獨自建國，但反對未果。金九提出南北協商建立統一政府，反對韓國單獨進行大選的聯合國決議，并訪問朝鮮與金日成談判。[48]他對南北協商統一的堅持、與金日成的接觸，使得李承晚成為美軍支持的更佳人選。大選于當年5月舉行，8月15日李承晚宣布當選大韓民國總統，并隨即得到聯合國的承認。同年9月9日，在南方已經單獨選舉的前提下，金日成在北方當選為朝鮮人民民主主義共和國主席，并得到東方集團的承認，同年年底蘇軍全部撤出朝鮮，而美軍則在次年6月大部撤離半島。1949年6月26日，也就是美軍撤離的時刻，金九被韓國陸軍少尉安斗熙暗殺。[49]

　　在美蘇雙方撤離后，南北朝鮮的敵對狀態處于隨時爆發的境地，北方積極進行戰爭準備，而美國則大肆武裝南方，雙方摩擦頻繁。根據赫魯曉夫回憶，1949年底，金日成向斯大林通報了發動統一戰爭的意圖，此后又擬定了詳細的戰爭計劃并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在戰爭爆發前，1950年6月18日，杜勒斯突然出現在“三八線”，被東方陣營普遍視為美國發動戰爭的信號。美國方面事后將此事解釋為偶然事件。無論是否偶然，朝鮮戰爭是二次大戰的后續發展、是美蘇雙方戰略平衡及失衡的產物，應該是清楚的。因此，引發戰爭的動因并不只能以某一勢力在某一時刻的動向作為根據，而只能從博弈雙方的戰略變動過程加以判斷。是誰造成了朝鮮半島的分隔局面？是誰破壞了南北雙方可能的統一進程？是誰在造成了對峙格局后又根據自己的需求打破了戰略均勢？在追問戰爭起因時，這些問題比誰打第一槍或許更為重要。

　　如果說“對東方有利”有中蘇同盟及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為物質的和理念的前提，那么，“對世界有利”則需要在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進程中估價。1951年，在朝鮮戰場受挫的狀況下，美國試圖重新武裝日本，并于夏季與日本擬定美日協定，確定9月在舊金山簽約。關于日本參與朝鮮戰爭的細節，美日方面始終拒絕承認，這很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由于《聯合國憲章》中的53、77、107條中都有針對二戰中的軸心國的條款，將這些國家稱為“敵國”，日本如果參加朝鮮戰爭，可能會使國際情況復雜化。[50]第二，美日單獨媾和并讓日本介入朝鮮戰爭的動議甫一提出，便遭到印度、菲律賓、緬甸、印尼等國的反對，引發了大規模民眾抗議。吉田政府由于顧慮違反憲法第9條，命令大久保秘密行動；在簽訂和約前的敏感時期，日本政府不得不對重新武裝日本表示疑慮。1951年9月8日美日安保條約繼舊金山和約于同日簽訂，蘇聯等國拒絕簽署《舊金山和約》。

　　1953年，在朝鮮戰場的戰爭與談判處于膠著狀態之時，艾森豪威爾試圖通過介入東南亞戰爭，從東南沿海對中國施加壓力，以牽制朝鮮戰場上中國的兵力。但鑒于在朝鮮戰爭中的失敗教訓，懾于中國對不允許越過“三八線”的警告，在越南戰爭中，美國始終沒有越過北緯17?線——這正是中國政府向美方明確表達的底線——對北越目標進行有效軍事攻擊。這是朝鮮軍事失敗對美國的長期約束。從這個角度說，美國卷入越南戰爭并以失敗告終，與其在朝鮮的挫折有關。由此可見，軍事與政治是相互轉化的，戰爭與和平也是相互轉化的，但爭取和平的條件是軍事上的勝利，而不是軍事上的失敗和妥協。朝鮮戰爭結束后，1953年12月底，周恩來在會見印度代表團時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

　　1954年4月以朝鮮問題和印度支那問題為主題的日內瓦會議召開，中國、蘇聯及朝鮮方面提出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并舉行全朝鮮自由選舉的主張，但為美國拒絕，南朝鮮代表則提出必然遭到中蘇方面否定的所謂按照大韓民國憲法進行選舉的主張。日內瓦會議有關朝鮮問題的國際談判因美國毫無談判誠意而沒有成功，但第二階段有關印度支那的談判卻取得了進展。正是通過這一談判進程，美國與英國及其它盟國之間的同盟關系發生了局部的變化，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是毛澤東在七十年代提出“三個世界”理論的政治前提。一年后，1955年4月，以推動亞非國家民族獨立為中心議題的萬隆會議召開，參與會議的各國不但在廣闊的范圍內提出了反對殖民主義和爭取民族解放的問題，推動了亞非等被壓迫民族之間的經濟、文化和政治合作，而且在國際關系問題上提出了指導國際關系的十項原則。這十項原則是對周恩來在1953年底提出的五項原則的深化和擴展。

　　朝鮮戰爭、越南戰爭與上述政治進程有著緊密的聯系，也清楚地說明了反抗帝國主義戰爭的軍事斗爭同時伴隨著一個廣闊和復雜的政治進程。正是在這個進程中，帝國主義霸權的松動和退卻成為一個趨勢，至1960-1970年代，不但解殖民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遍及亞非拉各大區域，而且美國和西方世界內部的反戰運動和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的運動也風起云涌。1950年代，聯合國淪為支持美國戰爭政策的政治機器，但仍然維持著國際組織的運作形態，也只是在朝鮮戰爭中，它的帝國主義霸權傀儡的性質才得到充分的揭示，從而為此后聯合國內的政治斗爭鋪墊了道路。如果沒有抗美援朝戰爭及由此引發的系列后果，亞洲地區在60年代漸趨高潮的民族解放運動的形成是很困難的。若將抗美援朝的軍事斗爭、日內瓦會談中西方世界內部出現的分歧，中越及其他國家之間的聯盟，萬隆會議所表達的民族解放的新氛圍，以及此后越南戰爭中的軍事斗爭和政治博弈聯系起來，我們有理由斷言抗美援朝以熱戰促和平的方式推動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統一戰線，促成了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新時代。在

　　這個意義上，新中國的建立，世界人民的團結，東方集團的出現，以及在此背景下爆發的民族解放運動，打破了整個近代以來的歷史格局。反帝的戰爭邏輯已經把抗美援朝戰爭與此后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反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霸權的解殖民運動聯系起來了。這是前所未有的政治主體的出現才能造成的格局。我們只有從這個歷史進程出發，才能理解毛澤東所說的“對東方、對世界都極為有利”的含義，而這個含義正是被當代的許多歷史學家刻意地遮蓋起來的，他們用蘇聯取代了整個東方和世界，從而將二十世紀中期的確存在的“東方陣營”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及其關系替換為單純的中蘇間的國家關系，將抗美援朝戰爭包含的國際主義性質，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反抗帝國主義入侵和稱霸的民族解放運動所必然包含的國際意義，徹底抹殺了。用美國人的韓戰概念替換抗美援朝戰爭這個概念也一樣，這一歷史研究中的修辭變化改變的是戰爭的政治內含。從“對世界有利”這一判斷出發，從上述廣闊的歷史進程出發，我們可以進一步證明：中國入朝參戰的短期效果是中蘇同盟的鞏固，而長期效果卻包含了對冷戰的霸權格局的解構。

　　因此，志愿軍入朝包含著多重的意義：對朝鮮的支持，對東北的保護，對美國封鎖臺灣海峽的反擊，對聯合國拒絕中國的抗議，對霸權主導世界這一格局的拒絕。所有這些內涵都凝聚在毛澤東于1950年6月28日在中央人民政府會議上提出的“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帝國主義”口號之中。在歐洲，1948年是冷戰體制確立的一個界標，而在亞洲，這一年也是朝鮮半島從尚存統一希望的南北分治轉向南北抵抗的戰爭體制的轉折點。1953年朝鮮停戰，所謂停戰體制得以鞏固，從而成為亞洲冷戰格局的一個界標。朝鮮戰爭就發生在上述世界格局形成的關鍵時刻。從長遠的角度看，中國的抗美援朝戰爭對此后的冷戰格局有重大影響，但同時也提供了動搖冷戰體制的某些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