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批判《紀要》 繁榮文藝創作——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發言
傅 鐘
同志們：
我們的第四次文代會，和第三次文代會相隔了十九年，是黨和人民同林彪、“四人幫”進行了長期激烈的爭斗并徹底粉碎了他們之后召開的。這次大會是在新的長征路上檢閱文藝大軍的大會，是承先啟后、繼住開來的大會。我懷著萬分喜悅的心情，向到會的全體代表和同志們，致以熱烈的祝賀！表示親切的慰問！
我完全擁護鄧副主席的重要講話，完全同意周揚同志的報告。
下面，我愿借這個機會談談自己的感受和意見。
一、我們的重要成就
從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會到今天，已經過去了三十年。這三十年是我國人民經歷了曲折道路而取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巨大勝利的三十年，是光榮偉大的三十年。三十年來，廣大文藝工作者堅持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在百花齊放，推陳出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的方針指引下，創作和演出了大量優秀的和比較優秀的作品，反映了我國波瀾壯闊的革命斗爭和多姿多采的人民生活，開拓了社會主義文藝的新生面。廣大文藝工作者創造性的勞動成果，使我國歷史悠久的文化寶庫，更加燦爛輝煌，對提高戰士和人民的思想覺悟，改變舊的社會風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起了巨大的鼓舞教育作用。大批優秀的革命文藝工作者，既是人民群眾的良師益友，也是人民進行國際文化交流的光榮使者，為加強我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友誼做出了貢獻。文藝工作的這種重要作用，文藝工作者和人民群眾的這種嶄新關系，是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毛澤東文藝思想為群眾所掌握和發展的生動表現。很顯然，貫徹毛澤東文藝思想，堅持黨的文藝方針，是我們今后繁榮社會主義文藝的重要保證。
毛澤東同志和他的戰友們締造的人民軍隊，是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也是宣傳革命思想的有文化的軍隊。從井岡山時代起，為了宣傳群眾、動員群眾進行革命戰爭，毛澤東同志就指示要重視運用文藝武器，開展文藝活動，發展文藝工作。建國以來，人民解放軍的文藝工作作為它的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有了劃時代的全面的發展，產生了廣大指戰員動筆記述自己戰斗歷程的《星火燎原》、《志愿軍一日》；產生了深受廣大人民歡迎的散文《誰是最可愛的人》，小說《火光在前》、《三千里江山》、《保衛延安》、《林海雪原》、《紅日》、《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苦菜花》、《野火春風斗古城》、《歐陽海之歌》、《黎明的河邊》、《黨費》、《開頂風船的角色》，話劇《戰斗里成長》、《沖破黎明前的黑暗》、《萬水千山》、《霓虹燈下的哨兵》、《南海長城》，歌劇《江姐》、《紅珊瑚》，電影劇本《南征北戰》、《董存瑞》、《上甘嶺》、《紅色娘子軍》、《甲午風云》、《英雄兒女》、《戰火中的青春》，故事影片《永不消逝的電波》、《槐樹莊》、《農奴》、《回民支隊》、《海鷹》、《閃閃的紅星》和軍事教育片《地雷戰》、《地道戰》，大合唱《長征組歌》，舞劇《五朵紅云》、《蝶戀花》，舞蹈《豐收舞》、《洗衣歌》、《舂新米》、《不朽的戰士》、《草原女民兵》、《野營路上》、《戰馬嘶鳴》、《夜練》等優秀作品。粉碎“四人幫”以后，部隊文藝工作者從林彪、“四人幫”的極左路線中解放出來，優秀作品不斷涌現，其中有：長篇小說《東方》、《萬山紅遍》，話劇《曙光》、《秋收霹靂》、《東進！東進》、《陳毅出山》、《今夜星光燦爛》、《向前！向前》、《神州風雷》、《白求恩》、《山是青青花是紅》，歌劇《星光啊，星光》，詩歌《一月的哀思》、《小草在歌唱》，歌曲《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歌唱敬愛的周總理》，電影劇本《從奴隸到將軍》、《小花》、《吉鴻昌》、《傲蕾·一蘭》等等。我們的專業文藝團體，在搞好劇場演出的同時，還常常以多種輕便易行的方式，深入到邊防、海防等分散執勤的單位演出；著名的“海上文化工作隊”、“高原文化服務隊”和“邊疆文化服務隊”等，都受到熱烈歡迎，取得很大成績，繼承和發揚了戰爭年代部隊文藝工作的戰斗傳統。我們的攝影工作，是在槍林彈雨中開始的，革命的傳統更是源遠流長。建國以來，不僅記錄了部隊建設的真實面貌，而且產生了許多感染力很強的藝術品。在對越自衛還擊作戰中，大批作者和攝影工作者奔赴前線，用不同形式反映了邊疆軍民的勝利斗爭。這里還要提到，在革命戰爭年代的群眾性演唱活動的基礎上，曲藝創作有了廣泛發展，產生了山東快書《一車高粱米》、《三只雞》，數來寶《戰士之家》，快板書《學雷鋒》和相聲《昨天》、《帽子工廠》、《鬧而優則仕》等優秀作品；在“兵畫兵”的群眾性美術活動的基礎上，建立并發展了油畫、中國畫、版畫、雕塑等門類比較齊全的美術創作隊伍，產生了不勝枚舉的優秀作品。在我們的電影事業中，新聞紀錄影片的成就，可以說是完成了形象的新中國編年史的光榮任務。在全國解放前夕的戰場上，在抗美援朝戰爭中，在進軍西藏的艱難征途上，在保衛祖國邊境的歷次戰斗里，都有紀錄影片工作者英勇犧牲。這些烈士的名字是：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廠片的張紹柯、楊蔭萱、王靜安、楊序忠、關志儉、溫炳林；八一電影制片廠的高慶生、文宗華、李連祥、朱文富、章杰等同志。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保留了我國人民為社會主義事業前仆后繼的英雄形象。他們的英勇獻身精神，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此外，三十年來還有許許多多各種形式的好的和比較好的作品，歌頌了黨和人民半個多世紀以來英勇戰斗的豐功偉績，描寫了革命先烈和英雄模范的形象，反映了我國人民和戰士改天換地的偉大創舉，對于加強部隊建設，進行革命傳統教育，活躍部隊文化生活，鞏固和提高戰斗力，起了很大作用，在人民群眾中也產生了深刻影響，為擴大軍事宣傳，密切軍民關系，做出了有益貢獻。
二、深入批判林彪、江青合伙炮制的《紀要》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在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文藝工作的成績是顯著的，但是卻受到了林彪、“四人幫”的誣蔑、摧殘和破壞。他們在文化方面的嚴重罪行，正如葉劍英同志在國慶三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所指出的，是打著文化革命的旗號，大規模地毀滅文化。
《紀要》就是他們毀滅文化的一個鐵的罪證。在《紀要》里，他們拋出“文藝黑線專政”論，首先從軍隊文藝工作開刀，然后殺向全國，給我國的社會主義文藝事業，造成了無可挽回的慘痛損失。《紀要》否定我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運動的歷史和傳統，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以來的文藝成果一律抹殺，從而在根本上否定毛澤東同志的文藝路線。《紀要》以唯心主義形而上學的文藝觀，冒充無產階級的文藝觀；用反馬克思主義的、反科學反民主的封建文化專制主義，代替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等一系列方針政策；《紀要》還特別把攻擊矛頭指向高舉毛澤東文藝思想旗幟的周恩來同志、陳毅同志和羅瑞卿同志等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借以奪取文藝工作的領導權，并進一步篡黨篡國。
林彪、“四人幫”利用竊取的職權蠻橫推行《紀要》，任意把香花說成毒草，把藝術問題、思想問題說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問題，任意誣蔑、迫害革命文藝工作者，揪斗所謂“黑線人物”。一九六六年四月，在江青指令召開的全軍創作工作會議上，就以“看電影，找黑線”的辦法，對《抓壯丁》、《兵臨城下》等六十多部影片加上各種各樣的罪名，僅僅因此受到打擊、迫害和株連的同志也數不勝數。就在這個會上，一些同志對《紀要》公開表示懷疑、不滿，提出了意見，林彪即下令進行“反擊”，對這些同志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隨后，軍隊的各級文化部門被“砸爛”，許多文藝單位被撤銷，不少久經戰火考驗的優秀文藝干部被迫害致死。其中有：總政文化部副部長張金輝，廣州部隊文化部部長高林、副部長、作家周潔夫，濟南部隊文化部部長李淦，沈陽部隊文化部副部長陳果、音樂工作者、科長郭杰、歌舞團團長呂欣冬，總政軍樂團團長、作曲家王建中，總政文工團副團長朱丹西、作曲家羅宗賢，八一電影制片廠導演王冰、董兆琪、編劇鄭洪、演員劉季云，還有著名的話劇演員藍馬、徐林格、宮子丕，舞蹈教員林桂蔭，曲藝作者韓庭佐等等。已去世的著名劇作家宋之的同志，受到他們的凌辱。這些優秀的部隊文藝工作者，值得我們永遠懷念。在《紀要》統治文壇的黑暗年代，一切植根于人民生活土壤的文藝創作，都被他們扼殺和窒息，使我們的文壇百花凋零，萬馬齊喑。林彪、“四人幫”毀滅文化藝術之瘋狂，造成的災難之慘重，是歷史上罕見的。他們的罪行是不能寬恕的。人民徹底戰勝了他們。人民一定要審判他們。
疾風知勁草，水清石自見。在林彪、“四人幫”翻云覆雨的十年動亂中，廣大文藝工作者面對他們的沉重高壓和血腥恐怖，威武不屈，貧賤不移，用各種不同方式堅持斗爭，表現了對黨和人民的高度熱愛和忠貞不渝。他們真實地描寫了人民英雄業績的作品，有益于人民的文化生活和道德素養的作品，既為廣大群眾所珍愛，也就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把它毀滅！粉碎“四人幫”以來文藝園地欣欣向榮的景象，更加證明，我們的文藝隊伍確實是一支很有覺悟、很有才力、很能戰斗、很可寶貴的文藝隊伍！我們應當加倍愛護他們，關心他們，認真落實黨的文藝政策，調動起一切積極因素，使各路文藝隊伍同心同德，群策群力，為實現四化和發展我國人民高尚的豐富多采的文化生活，培養社會主義新人，樹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風尚，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多多創作各種文藝形式的優秀作品。
三、發揚革命文藝的戰斗傳統
調動文藝隊伍的積極因素，有一個重要問題，是把骨干力量的積極因素充分調動起來，具體地說，也就是把黨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特別是在三十年代培養起來的骨干力量，充分調動起來。他們是人民的寶貴財富。黨的文藝事業的承先啟后，繼往開來，要靠他們。所以，深入批判《紀要》，徹底推倒《紀要》對三十年代文藝的誣蔑和誹謗，具有重大意義。如果是非不分，真假顛倒，我們黨的革命文藝的戰斗傳統就不能發揚，我們的文藝事業也不可能繼續前進。
所謂“要破除三十年代文藝”，是《紀要》的一個中心的荒謬立論。他們說什么“文藝黑線就是資產階級的文藝思想、現代修正主義的文藝思想和所謂三十年代文藝的結合”；還說什么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的思想，“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資產階級思想”。很顯然，在這里，江青以極左的面目掩蓋著兩個詭計：一個是割斷歷史，否定三十年代革命文藝運動的偉大功績，以便使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無本之木，達到從她開始“文藝新紀元”的狂妄企圖；一個是打掉黨在文藝戰線的骨干力量，以便由他們那伙地地道道的叛徒、特務、反共老手取代黨的領導，為所欲為。
現在，我就個人在三十年代主要是在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所見所聞，駁斥他們對三十年代革命文藝運動的誣蔑。
毛澤東同志說過，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七的的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也有兩種革命深入：農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正是在這個時代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以他為旗手的左翼文藝戰線，雖然與革命根據地和工農紅軍相隔絕，但給了黨的軍事戰線很大幫助。魯迅非常關心工農紅軍的命運，他翻譯的反映蘇聯國內戰爭的《毀滅》和曹靖華翻譯的《鐵流》，還有夏衍翻譯的高爾基名著《母親》等等，是紅軍指戰員極其難得極其寶貴的讀物，對于引導青年投入無產階級革命隊伍，堅定革命意志，起了極大作用。在艱苦卓絕長征路上，有的同志什么東西都輕裝了，挎包里還裝著左聯文藝團體出版的革命書刊。有位烈士身后沒有別的遺物，只有一本《毀滅》。魯迅為黨為紅軍還做了許多重要事情。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以后，一九三六年二月，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和葉劍英同志，率領紅軍的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取得重大勝利，使山西和南京的反動政府一片驚慌。魯迅和茅盾商量要熱情祝賀紅軍的勝利。魯迅的賀信中，稱贊“英勇的紅軍將領和士兵們，你們的勇敢的斗爭，你們的偉大勝利，是中華民族史上最光榮的一頁”，“在你們身上，寄托著人類和中國的將來”。以魯迅為代表的革命作家和紅軍的這種親密關系，代表了我們黨領導的文武兩條戰線相結合的光榮傳統。
在左翼文藝運動的影響下，根據地的文藝工作是從部隊開始的。早在井岡山時期，指戰員就編演過話劇，宣傳打倒土豪惡霸，歌頌紅軍的戰斗勝利。毛澤東同志在一九二九年的古田會議《決議》中，深刻地闡述了紅軍宣傳工作的重要，為加強宣傳隊的工作和建設做了詳細指示。明確規定：根據教育士兵和發動群眾斗爭的需要，爭取敵占區群眾的需要，要重視運用文藝形式，要把各級政治部的藝術股充實起來，開展演劇、打花鼓、出壁報、收集和編寫革命歌謠等活動。從那時起，部隊中的文藝工作有了新的發展，各個方面軍都建立了專業文藝單位，成為部隊政治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和廣大指戰員的戰斗、生活緊相聯系，往往跟著工作任務或戰斗任務而來的，就有文藝活動協同動作。行軍路上，要設文藝鼓動站；打一個勝仗住下來，要“演他幾臺戲”；解放一個地方，劇社、宣傳隊要用各種文藝手段宣傳群眾，播下革命的種子。文藝工作確實成了部隊重要的戰斗力，為宣傳土地革命和擴大紅軍起了巨大作用。
為了發展革命文藝運動，黨中央和上海的左聯，曾經不斷輸送文藝干部和青年學生到根據地和紅軍部隊里。尤其是左聯派代表參加全國蘇維埃區域第一次代表大會以后，更加強了這一工作。黨的文藝理論工作者馮雪峰同志，到了紅都瑞金，著名的創造社成員成仿吾同志，到了鄂豫皖蘇區，編寫文藝性的教科書，供根據地群眾和紅軍戰士使用；還有朱光同志也到了那里，使那里的美術和戲劇活動開展得很紅火。四方面軍到川陜以后，創造社的魏傳統同志在部隊中用詩歌、戲劇形式做思想政治工作，很受歡迎。去中央紅軍的同志更多。戲劇家李伯釗、沙可夫、錢壯飛和胡底等同志經閩西軍區到達中央蘇區。在葉劍英同志、劉伯承同志先后任校長的紅軍大學里，成立了我軍的第一個劇團——八一劇團。紅軍最早的一位藝術股長趙品之同志，為組建這個劇團做了大量工作。劇團中有根據地里的民間歌手和愛好文藝的男女青年，有小提琴家、朝鮮的崔音波同志，有上海的石聯星、彭舜華等青年學生，還有從漳州來的幾位臺灣的同志。后來，李伯釗等同志創辦了高爾基戲劇學校，先后培養了一千多個學生，編成六十個編劇隊，深入農村和野戰部隊演出，開展工農戲劇運動。領導這項工作的是瞿秋白同志，他很重視為紅軍部隊培養藝術干部。在他們的努力下，部隊里的演戲活動十分活躍。聶榮臻同志、羅榮桓同志、羅瑞卿同志和李克農同志、何長工同志、還有黃鎮同志等等，都曾登臺演出話劇。《廬山之雪》和《殺上廬山》就是他們編演的著名劇目。在這個時期，曾經在上海左聯編過文藝刊物的胡底同志，創作極為活躍，寫了表現紅軍和東北人民抗日斗爭的《松鼠》、《活菩薩》、《沈陽號炮》、《義勇軍》等很多的劇本。在長征路上，他直言不諱，大膽抨擊張國燾的分裂陰謀，被張國燾殺害了。劇作家錢壯飛同志也死在長征路上。隨西路軍西渡黃河的文藝干部麻波、楊建成、李文華等同志，在河西走廊陷入敵軍重圍，壯烈犧牲。左翼作家柔石、胡也頻等被國民黨殺害后，魯迅曾說：“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在這里，我們看到，無產階級革命文藝工作者的鮮血是和紅軍戰士的鮮血流在一起的，它是三十年代文藝最光輝的一頁。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戰爭爆發后，先是周揚同志，還有好大一批文化人絡繹不絕地到了延安。西北戰地服務團，上海的救亡演劇隊第一隊，還有好多文學家、戲劇家、音樂家、美術家也到達華北、華東抗日前線的八路軍、新四軍部隊里。黨的文藝工作者加入八路軍、新四軍的戰斗行列，一起挺進敵后，開展抗日游擊戰爭。賀綠汀同志創作的歌曲《游擊隊之歌》，極大地鼓舞了敵后軍民的斗爭。人民音樂家冼星海同志和詩人張光年同志創作了氣勢磅礴的《黃河大合唱》。青年作曲家鄭律成同志和詩人張松如同志創作了《八路軍進行曲》，何士德同志和陳毅同志創作了《新四軍軍歌》，兩首歌都表達了人民軍隊的革命英雄主義氣概。還有呂驥同志創作的《抗日軍政大學校歌》，表現了青年學生投身民族解放戰爭的崇高情操。電影工作者袁牧之、吳印咸、徐肖冰、吳本立等同志深入太行山區，薛柏青等同志深入江淮平原，拍攝了敵后軍民的斗爭生活。這期間，毛澤東同志十分注意組織文藝工作者深入火熱的斗爭生活。一九三八年初，他親自派作家劉白羽、戲劇家歐陽山尊、汪洋等，以“抗戰文藝工作團”名義，陪同美國人卡爾遜，到敵后晉西北、晉察冀和冀中、冀南。隨后，總政治部和陜甘寧邊區文協，繼續以“抗戰文藝工作團（組）”的名義，組織作家、藝術家分批到敵后去。其中有卞之琳、吳伯蕭、柳青、楊朔、陳荒煤、黃鋼、馬加、周而復等好多作家。周立波同志作為戰區記者到了晉察冀邊區。沙汀、何其芳同志則隨一二○師由晉西北轉戰到冀中。上海左聯時期的作家聶紺弩、黃源、丘東平、賴少其、吳強等同志也先后到達新四軍部隊。他們不畏艱險，深入敵后根據地，寫了很多報道、小說、劇本，宣傳人民子弟兵的抗戰業績。在那如火如荼的戰爭年代，延安作為革命圣地，成了全國人民注目的政治、文化中心。早在三八年辦起的魯迅藝術學院，匯集了大批文藝人材，為八路軍、新四軍和各個抗日根據地培養了大批文藝干部，使解放區的文藝工作有了廣泛的發展，成為人民革命的有力武器。正是在這個基礎和成就上，毛澤東同志召開文藝座談會，發表講話，肯定了“在‘五四’以來的文化戰線上，文學和藝術是一個重要的有成績的部門”，“和當時的革命戰爭，在總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同時，也批評了一些同志當時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錯誤觀點，指明了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從此把革命的文藝工作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出現了《兄妹開荒》、《血淚仇》、《白毛女》、《王貴與李香香》、《李有才板話》等一系列描寫新的人物和新的世界的優秀作品，在根據地和部隊中土生土長了一支堅強的文藝工作隊伍，為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
我國無產階級文藝的這種革命的戰斗的傳統，是在我國人民爭取解放的長期斗爭中形成的，對我們今天向四個現代化進軍仍是極其寶貴的。革命導師們一向非常珍視革命的傳統，并嚴厲斥責對革命傳統的背叛。林彪、“四人幫”對于三十年代革命文藝運動的誣蔑和誹謗，是他們制造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資派”的反革命政治綱領的一部分。他們干了國民黨反動派想干而干不成的罪惡勾當。我們清算他們的罪行，同時也是為了恢復革命傳統并使之發揚光大，在新的歷史時期重振革命精神，奪取社會主義文藝的新勝利。
四、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
林彪、“四人幫”推行的《紀要》，只字不提“雙百”方針，絕不是偶然的。他們還叫嚷什么“創作題材不能百花齊放”，叫嚷什么“百家爭鳴，一家作主，最后聽江青的。”任意踐踏黨的方針，赤裸裸地暴露出他們的封建法西斯的兇惡面孔。不徹底批判《紀要》，不徹底推倒他們反對“雙百”方針的謬論，在今天，我們就不會有新的進步，新的創造，大量的好作品就難以出現。
好作品就是力量。投入四化建設的人民需要大量的好作品，鼓舞自己前進；同時，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壯麗生活，也為文藝工作者多多拿出好作品，提供了深厚的創作源泉和縱橫馳騁的廣闊天地。在這個大好形勢下，我們全體文藝工作者應當團結一致，解放思想，提高藝術，當好新長征的宣傳員和鼓動員。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正在廣泛深入進行的關于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學習和討論，對于探索文藝領域面臨的新情況和新問題，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在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大方向下，我們應當繼續貫徹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我軍的文藝工作是我軍政治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了充分發揮文藝的戰斗作用，明確規定要“堅持‘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推陳出新’的方針”。事實證明，對文學藝術問題的積極探索和討論愈活躍，愈能催啟文藝鮮花的開放，文藝鮮花開放得愈茂盛，愈會推動積極的探索、討論進入新的領域和新的高度，帶動戰斗性、多樣性的文藝創作順利發展。
列寧說過，在黨的文學“這個事業中，絕對必須保證個人創造性和個人愛好的廣闊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內容的廣闊天地”。我們黨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也正是這樣要求的。
對部隊的文藝創作，在題材問題上，我們主張題材多樣化，反對林彪、“四人幫”的題材決定論。我們既提倡大力反映部隊的現實斗爭生活和革命戰爭的題材，也贊成反映工農戰線的生活和其它生活；在歌頌與暴露的問題上，我們反對把二者形而上學地對立起來。既要大力歌頌我們的光明面，也主張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批判陰暗面；既要大力歌頌我們生活中的先進事物，也主張對人民內部的消極、落后現象作批評、自我批評。在描寫人物問題上，我們主張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各種各樣的人物，既提倡多多塑造建設四化、保衛四化的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把歌頌當代英雄的創作大大提高一步，也贊成描寫中間狀態的人物、落后的人物和反面人物；在這個問題上，只要對部隊有教育意義，無須限制。至于在藝術形式風格上，我們提倡八仙過海，各顯其能。正劇也好，喜劇、悲劇也好，贊嘆、頌揚也好，幽默、諷刺也好，進行曲也好，抒情曲也好，寫意也好，工筆也好，我們都需要，都鼓勵。因為只有如此，才可能充分發揮作家、藝術家的獨創性，使文藝的路子越走越寬，文藝題材和表現手法日益豐富多采。這樣，我們就會有大量好作品，為提高部隊戰斗力，為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做出更大的貢獻。
五、堅持黨對文藝的領導
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要求黨委和政治機關要高度重視文藝創作，積極培養創作人才。文藝創作是繁重的、復雜的、富有創造性的精神勞動。我們領導文藝創作，要熱心文藝、熟悉文藝，尊重作家、藝術家勞動的特殊性，要發揚先當學生后當先生的傳統作風，認真進行調查研究，逐步懂得藝術規律。決不要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這也批評，那也指責；決不要用行政手段和魯莽態度處理藝術是非問題。那是做不好工作的。同時，對于文藝工作者在生活上工作上的困難，要主動幫助解決；要鼓勵他們放開手腳，勇敢地在社會主義文藝的廣闊天地里縱橫馳騁，有所作為。必須正確理解和掌握藝術民主與黨的領導的辯證關系。如果認為黨對文藝創作的領導是多管閑事，顯然于黨的文藝事業不利；反之，如果不積極領導，或者不善于領導，也會對文藝創作的繁榮，產生不利的影響。
在這方面，我們的黨委和政治機關的負責同志，應當更好地向周恩來同志學習。學習他對革命文藝事業的深切關懷，學習他平等待人，善于和文藝工作者交朋友，耐心聽取他們的意見，循循善誘地指導工作。他曾殷切希望：要造成民主風氣，使大家敢于講話。這樣，社會主義的文藝才能得到更好的發展，活動的天地就可以非常廣闊。周恩來同志所做的、所殷切希望的，對于改進我們對文藝工作的領導，把新的歷史時期的文藝搞得生氣勃勃，好上加好，有巨大的指導意義。
今年春天，耀邦同志指出，林彪、“四人幫”把我們黨和文藝界的關系徹底破壞了。我們要建立新的，也就是恢復毛澤東同志創立的黨和文藝界的關系。這個新的關系是什么呢？就是黨的宣傳部門應該是文藝界同志們前進過程中的“服務站”。耀邦同志的意見很中肯，很合時宜。我們每個負責文藝工作的領導同志，都應當有這種社會公仆的服務精神，愛護和保護他們的創造性勞動，保障他們的正當權利，尊重和維護他們從事創作和學術研究的自由。同時，要注意積極引導他們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路線，堅持文藝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首先是為工農兵服務的方向。有了黨的溫暖關懷和正確引導，作家、藝術家怎能不拿出全部聰明才智，聚精會神為黨為人民勤奮勞動呢？
話劇《向前！向前》、《神州風雷》和舞劇《絲路花雨》的成功，就是有力的證明。南京部隊黨委和政治部領導同志，在《向前！向前》受到個別單位的干部指責的時候，堅定地支持作者，使作者敢于根據自己深入生活的真實感受，揭示部隊現實生活的矛盾斗爭，對思想僵化的領導干部給以嚴正批評，把阿諛奉承、投機鉆營的人的骯臟靈魂揭露出來，因而受到廣大指戰員的歡迎，對于加速現代化革命軍隊的建設，起了促進作用。廣州部隊許世友司令員，以同志式態度向作者提議，把“四人幫”再現在舞臺上示眾；同時，提供重要材料和方便，幫助作者深入了解黨和人民同“四人幫”進行的這場歷史大搏斗，使作者敢于面對歷史真實，寫出了《神州風雷》。排練當中遇到難點，廣州部隊黨委、廣東省委，都熱情幫助，經作者、導演、演員共同努力，終于使這個戲在思想上、藝術上達到了新的高度。舞劇《絲路花雨》的成就，是藝術家們艱苦勞動的結晶，也和甘肅省委的關懷分不開。當不同方面的熱誠建議紛至沓來，影響到藝術家們作出恰當抉擇的時候，蘭州部隊肖華政委堅持藝術民主，熱情支持藝術家們的獨創精神，使舞劇保持了自己的鮮明特色。這些事實說明，只要我們的黨委和政治機關的領導同志，是象毛澤東同志所告誡的那樣，不是少文、無文，而是有文，那么，作家藝術家們就會更加有膽有識，不是心有余悸，而是余勇可賈！只要黨委和政治機關的領導同志有文，那么，對藝術生產規律的掌握，就會加速由外行變內行，由不善于領導而變成善于領導，鼓舞文藝隊伍以高度的革命首創精神，突破一個又一個的禁區，登上一個又一個的高峰！
我們堅決相信，贏得了嚴峻考驗的文藝隊伍，一定會不斷增強黨性，增強團結，在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下統一思想、統一意志，齊心協力、使文藝園地的百花開得萬紫千紅，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增添新的光彩！
六、發展革命軍事題材的創作
同志們，當我們滿懷信心建設四化的時候，我們不能忘記，近二十年來，在社會帝國主義的陰謀策劃和直接參預下，我國邊境曾多次受到侵犯和襲擾。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目前國際形勢變得更加動蕩緊張了，戰爭危險在繼續增長；社會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仍然陳重兵于我國邊境，越南反動當局在不斷向我邊境武裝挑釁。我們祖國的安全仍然受著嚴重威脅。因此必須提高警惕，隨時準備粉碎任何敵人的侵略進犯。毫無疑問，為了加強戰備，我們的文藝創作應當關注世界風云的變幻，揭露大小霸權主義的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宣揚世界人民的反帝反霸斗爭，鼓舞我國人民保衛偉大的祖國和世界和平。
在這里，我想到了周恩來同志在第一次文代會上對文藝界的同志們、朋友們提出的一個希望。他說“人民解放軍所進行的戰爭，乃是正義的愛國的人民革命戰爭”，“你們要寫作，就一定不要忘記表現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的人民軍隊”。三十年過去了，我們偉大的祖國能夠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刻也離不開強大的人民軍隊。廣大文藝工作者為支持和表現人民軍隊作了巨大努力。尤其是抗美援朝期間，許多同志奔赴朝鮮戰場，和志愿軍指戰員打成一片，寫了很多好作品。老作家巴金同志，冒著敵人的炮火，深入最前沿的陣地，走訪了許多單位，和部隊建立了深厚情誼，寫了許多好作品。尤其是散文《我們會見了彭德懷司令員》，至今仍留給大家親切的記憶；還有小說《團圓》，改編成電影后，英雄戰士王成的形象，在這次對越自衛還擊作戰中，仍對部隊產生了巨大的鼓舞力量。在對越自衛還擊作戰期間，許多作家、藝術家又立即奔赴邊疆，深入作戰部隊，寫了大量歌頌邊疆軍民偉大勝利的好作品，我們一定要繼續發揚這個光榮傳統。我們這支人民軍隊，建軍幾十年，英雄萬萬千，作戰時間之長，作戰區域之廣闊，所處情況之復雜和艱難，都是舉世罕見的。作家、藝術家在這個題材領域里，大有用武之地。我們希望同志們繼續努力，更加重視和關懷軍事題材的創作，寫出更多更好的表現人民軍隊、人民戰爭的作品。這對于我們實現和保衛四個現代化，教育我們和我們的后代人發揚艱苦奮斗、前赴后繼的革命傳統，以英勇無畏的氣概克敵制勝、攀登高峰，永遠是需要的。
“天地英雄氣，千秋尚凜然。”無數革命先烈的生命之火照耀著我們前進的道路。我們的每個文藝工作者應該發揚他們的獻身精神，做解放思想的促進派，安定團結的促進派，維護祖國統一的促進派，實現四個現代化的促進派。踏踏實實到火熱的斗爭生活中去，從人民群眾中汲取營養，汲取力量，握緊文藝武器，在廣闊的天地里縱橫馳騁，使社會主義的文藝創作蓬蓬勃勃地繁榮起來！
努力吧，黨和人民在召喚我們！前進吧，社會主義文藝繁榮興盛的新時期，就在我們面前！
祝大會成功！
祝全體代表和同志們身體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