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非遺跨入立體化傳承時代？
孩子們參與制作臉譜。 盧 旭 攝
非遺傳承人展示制陶技藝。 陳 曦 攝
《格薩爾》說唱藝人表演。 盧 旭 攝
觀眾參觀唐卡展覽。 陳 曦 攝
傳承人吳元新在中央美院講授藍印花布染色技藝（資料圖）
弓箭技藝傳承人向外國游客展示技藝。 陳 曦 攝
圖案明快的藍印花布、色彩絢爛的布藝扎染、造型各異的紙制藝術品……日前，在中央美術學院“民間美術進校園”課程的結業展覽上，一系列出自中央美院學生之手的創意作品令人驚嘆。從一件件充滿奇思妙想的精美佳作中，不難感受，這群年輕人被文化傳統點燃的創作激情。
非遺進校園令多方受益
這已經是中央美術學院開設“民間美術進校園”課程的第8個年頭了。8年來，數十位國家級非遺傳承人、中國工藝美術大師走進央美，向近2000名學生傳授中國最古老的傳統技藝和文化精髓，不少學生因為這樣的緣起發生了藝術風格的轉變。
“由于歷史原因，一直以來央美的風格是比較西化的，面向當代和西方的，但在中國傳統文化和民間藝術教育方面相對欠缺。大家看迪斯尼，穿范思哲，很多學生會反復地問老師，我們自己的東西在哪里？2003年，在為奧運設計景觀和獎牌、標志的過程中，‘民族的也是世界的’這個觀點深深觸動了我們，‘金鑲玉’獎牌成為了一個重要成果。2005年非遺的概念剛剛提出，我們就抱著嘗試的態度開設了這個課程，效果不錯，也就延續下來了。”這項課程的發起人，曾任中央美術學院設計學院院長的許平教授如是說。他是研究民間美術出身，對中國傳統文化和根植民間的藝術傳統有著深刻的了解。
盡管只是作為選修課開設，但參與這項課程的學生卻一年多過一年。“剛開始是20個人選課，后來增加到30個、40個，很多學生報不上名，沒學分，也來聽課、參與，今年我的班最后有六七十名學生，還有不少是韓國、斯里蘭卡等外國的留學生。”國家級非遺傳承人、南通藍印花布印染大師吳元新每年都來此授課，學生們的熱情讓他看到了中華文明傳承的希望，同時，與學生們的互動和交流也極大地拓寬了他的視野和思路。
同來授課的國家級非遺“紙箋加工技藝”的傳承人劉靖也表示，看似是他在教導學生，但其實是一個教學相長的過程：“剛開始只是我跟孩子們講造紙的過程、技藝，后來我們逐漸摸索，用紙的原材料做成貌似陶、漆、瓷質的碗，還做出了家具、燈罩、公文包、相框。其中也會用到比如流沙金這樣的技藝，但是整體表現形式更加現代。”現在，劉靖已經開始考慮將部分作品正式生產，形成創意產品進行銷售。
立體化傳承體系初步形成
“院校里掀起的這種‘非遺熱’，當然也是當前社會對非遺認知度增加的結果，更是我們非遺傳承逐步走向社會、走向大眾的一個體現。”作為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副主席，吳元新十分關注非遺傳承的現狀。這些年，他明顯感覺到我國的非遺傳承正從原來較為單一的家族傳承、師徒作坊傳承，逐步走向院校傳承、社會傳承的多元化傳承方式，一個較為立體化的傳承體系已經初步形成。
一方面，家族傳承、師徒作坊傳承的隊伍不斷擴展，據吳元新實地調查，在首批國家級傳承人命名之前，由于很多非遺項目學習周期長、收益低，或子女性別不適合從事該項技藝，大約只有20%左右的子女愿意從事父輩技藝的傳承，隨著近年來國家對非遺保護與傳承的重視，目前家族式技藝的傳承模式已達53%，師徒傳承模式已接近47%，傳承人中的徒弟、子女的平均年齡為32.4歲。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對非遺認知度增加，越來越多的學校及社會人士開始主動走近非遺項目，了解和學習相關技藝，成為更廣泛意義上的非遺“傳承人”。據吳元新介紹，社會傳播主要指通過學院培養、社會培訓傳播非遺技藝。“比如我們在清華美院、中央美院、天津大學、南通大學分別開設工作室、選修課、南通藍印花布博物館分館、藍印花布藝術研究所等，就是通過多種方式，讓學生們在現代設計中應用藍印花布的紋樣元素，并傳播藍印花布藝術。在社會培訓方面，我們通過南通市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在新聞媒體的幫助下發布信息、招收傳承人，免費為喜愛傳統民間技藝的市民傳授藍印花布技藝。”
其實吳元新自己就曾面臨過技藝傳承的困境，他的女兒讀書后本想留京，后來在他的反復勸導下才回到了南通，在吳元新看來，只有在藍印花布的發源地沉下心來，才能做好傳承。現在女兒對藍印花布傳承這件事的感情也在加深，自己在染坊里邊做傳承邊做研究，就連在銀行工作的女婿也辭去了工作，潛心融入家庭擔當起藍印花布的傳承大任。“我們不應狹隘地認為，傳統的師父帶徒弟的方式才是傳承，現代社會的生活形態和傳播方式都已經改變，非遺有機會走近學生、走近大眾，這就是一種傳播，一種傳承，至少種子是種下去了。”吳元新表示。
非遺社會傳承也需厘清觀念
“這些年，非遺傳承的確從作坊內逐步走向了作坊外，走向了更廣泛的人群，但此過程中，需要厘清一些觀念，避免讓非遺傳承表面化，走入另一個誤區。”長期從事非遺研究的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苑利認為，社會傳承只能作為非遺原有傳承方式的一個補充，絕不能取代原有的傳承方式。
苑利表示，大部分非遺技藝對于場地、原材料、技藝水準的要求較高，并不一定都適合進行社會傳承和傳播。“除了個別像剪紙、刺繡這樣大眾比較容易接受的手工技藝外，像歌舞一類比較簡單、參與性較強的非遺項目，也可以進行推廣和社會傳播。但是很多時候這也是不得已而為之。比如侗族大歌，原先是青年男女求愛的時候唱的，現在大部分年輕人出門打工了，村子里只剩老人孩子，于是只好隔代傳承，但這些歌曲的內容并不一定適合孩子們唱，很多內容可能就在此過程中遺失了。”
“當然，以大眾傳播的方式讓更多人知道非遺、了解非遺是件好事，對于傳承人也是一種鼓勵和支持，但是要清楚這與培養真正的傳承人，仍是不同的概念。保護始終是主體，在此過程中產生的一些創新，要與傳統有區隔，標明這并非原先的技藝。”問及社會傳承對于非遺項目的反作用力，苑利如是說。
而對于院校傳承和社會傳承的效果，許平的看法則是“最主要還是種種子”。許平說：“種子種下去了，是不是能夠發芽，這還要看土壤、溫度和各種條件。我不能說這個項目現在就產生了多強烈的效果，但每年都有學生跟隨這些大師去安徽、青海、江蘇，一直追到源頭去學習，還有學生用學到的東西做了畢業設計，綜合反映不錯，所以對這部分學生，種子是播下了。”
（編輯：單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