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佳華：民營院團也能登上大舞臺
她，13歲從藝，17歲摘金奪銀，23歲就憑借其精湛扎實的藝術功底一舉奪得山西省戲曲青年演員評比演出“四連冠”。從此，在戲劇大省山西，“佳華”傳為“佳話”；她，性格硬朗，愛紅妝更愛武妝，主攻青衣、兼演刀馬，文活兒武活兒樣樣精通，被譽為晉劇界的“小皇后”。站在舞臺上，她扮相俊美、聲腔奪人，走下舞臺，她甘為人梯，俯身提攜梨園后進，鼓勵地方民營院團發展。她就是國家一級演員、著名晉劇表演藝術家、山西省劇協常委副主席，同時也是第三屆全國中青年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獲得者——史佳華。
“只要站在舞臺上，我的幸福指數是五星級的。”常年在外忙于演出的史佳華如是說。在山西省戲劇界，史佳華是出了名的“愛折騰”，一向開朗大方的史佳華更是自嘲是“沒事找抽型”的人。30多年的從藝經歷，從戲劇演員到晉中青年劇團團長再到山西省劇協領導的多重身份，這枝藝苑佳花從未放棄前行的腳步。如今，為響應中央文化體制改革的號召，她又擔任民營藝術院團——山西省梅花文化傳播公司的藝術總監，從編劇、導演、音樂、服飾、舞美的層層把關到引進劇組制、項目制的發展策略，全方位把脈民營藝術院團的發展方向、藝術生產難題以及人材梯隊建設等問題。“民營院團不是‘草臺班子’，我希望將民營院團的藝術水準推向更高的層次。”這成了近年來縈繞在史佳華心頭的一個夙愿。
做演員，“寧愿被別人嫉妒，也不能被人小看”
作為一名晉劇演員，史佳華像她的前輩一樣，走過了一條多方求藝、博采眾長的藝術之路。1976年，年僅13歲的史佳華考入山西省晉中藝術學校學習，抱著“要干就干最好”的信念，在老師的精心培育和自己的不懈努力下，開啟了自己的藝術生涯，并在晉劇表演藝術上日臻成熟。70年代末從藝校畢業以后，拜晉劇皇后王愛愛為師，深得王愛愛真傳。但她并沒有在繼承
傳統的溫床上沉睡，而是打破傳統門戶之見，將敏銳的觸角伸向了“橫向借鑒”的領域，以其令人驚羨的藝術知覺力，向程玉英、牛桂英等名家多方求藝，博采眾家之長融于自己的演唱風格之中，形成了獨具一格的“花腔”。在這個過程中，最讓史佳華難忘的莫過于80年代末的一次向民間借力的試水之旅。
“1987年到1990年，我去歌廳唱歌，一晚50塊錢，的確很有吸引力，當時我在晉中青年劇團一個月的工資只有200多元。晉劇、評劇、豫劇、通俗、民歌，什么我都唱。當時很多人對我不理解，覺得我的路子太野，其實，我有自己的想法，這份難得的經歷對于我將來聲腔的走向受益頗大。別人都說我是不安分的人，我覺得這是一次有益的嘗試。”80年代末，歌廳在山西遍地開花，作為豐富市民文化生活的一種方式，歌廳里云集了社會上三教九流之人。在那個思想尚未開放的年代，出入歌廳登臺獻藝還是很多藝人不敢觸碰的禁忌。在年輕的史佳華心里，作為一名藝人，就要有開放的心態和主體意識，就要有不拘一格、特立獨行的鮮明個性和海納百川的胸懷，永不保守、永不流俗、永不停步，是她的執著追求。
時下戲劇界存在一個怪相，皆熱衷于排演新編戲。因為排演新編戲，利于拿大獎，拿了獎便有“資本”，有了“資本”就可獲得政府資助。奔著評獎而去的新編戲，大多講究“戲以載道”、“深刻內涵”，而那些注重在舞臺上翻、撲、跌、打的武戲，難以承受“思想之重”，導致戲劇界重文輕武的情況比較普遍。史佳華卻不以為然，“年輕的時候我就特別喜歡演武戲，喜歡穆桂英、十三妹、劉胡蘭這樣的人物形象，我個性不太安分。”正是這種不安分的個性特質以及對戲劇藝術的執著追求，她又以超常的毅力投入武戲的訓練，每天至少用三四個小時的時間在排練室翻撲跌打，打下了比較扎實的武功基礎，并練就了刀、槍、劍、戟路路通的本領。為演好白娘子練“踢出手”，腿腫得不能走路，讓人扶著繼續踢；為演好李慧娘《放裴》噴火，單練功松香用了一百公斤，更不說唇腫、嗓啞了；排演《失子驚瘋》，摔成腦震蕩，因此才能在《白蛇傳》《十三妹》《十二寡婦征西》《陳碧娘》中，以其精湛的技藝完成了刀馬旦形象的塑造，從而更加拓寬了自己的戲路。
從山西省戲曲青年演員評比演出“四連冠”到文化部舉辦的中國地方戲交流演出（北方片）中榮獲優秀演員獎，特別是由她主演的現代戲《石角凹》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全國首屆梆子戲劇種調演優秀表演獎、第十二屆中國戲劇“梅花獎”、第八屆中國文華表演獎，獎杯和榮譽接踵而來，這朵
從山西走出來的晉劇佳花漸漸香飄全國。“寧愿被別人嫉妒，也不能被人小看。”面對接踵而來的獎杯和榮譽，史佳華擲地有聲地說。
當團長，“由‘祖奶奶’變成了‘孫子’”
做演員史佳華做成了頭牌，就在自己演藝之路順風順水的時候她卻選擇急流勇退，當起了晉中青年劇團的團長。由演員轉行做行政領導，這讓當時身邊很多同行表示不解。在更多人看來，這是冒險，是拿著自己的藝術前途開玩笑。對此，史佳華卻有著自己的小算盤。“當團長，我是毛遂自薦，我始終覺得命運應該掌握在自己手中。之前做演員，有風光也有無奈，總覺得無法主導自己的命運，而當了團長以后，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我的主動權更大了。”不拘一格、出人意料，是史佳華的一貫作風，而一團之長可不是那么好當的。“9年團長最大的經驗就是，院團管理不外乎處理人的問題，看團員疼在哪里，找到病根，一切就迎刃而解了。”別看史佳華現在說來輕松，而剛剛走馬上任那會兒，她可是麻煩一大串。“鄉村舞臺是青年團的一大陣地，有一次我帶隊下鄉演出，恰恰遇上觀眾鬧事，當時很害怕，黑壓壓幾萬人的場子，我躲在后臺不敢出去，觀眾就是點名讓我出去，我也沒辦法，羞羞怯怯地上了臺，沒想到上了臺我倒是膽子大了，我想他們插科打諢無非是想多聽幾段戲，我一口氣給他們清唱了5段，才算把事情平息下來。當團長可是不容易，除了演戲，你還得學會當村長啊！”
在團員們心里，史佳華不但能當村長，她還是一介俠女，舍己為人更是家常便飯。2003年正值第20屆戲劇梅花獎評獎，當時史佳華已經有比較成熟的劇目可以爭奪“二度梅”，此時距她獲得“一度梅”已時隔8年。但當時她的團員王珍茹也想爭奪“一度梅”，一個團原則上不能推兩個梅花獎，作為團長，史佳華選擇了放棄。在今年第25屆戲劇梅花獎大賽上，史佳華憑借晉劇《大紅燈籠》一舉獲得“二度梅”，而距離2003年那次機會，又一個8年過去了。“作為一名領導，應該有海納百川的胸懷，得容得下自己的團員，我是從演員過來的，我了解演員內心的那種渴望。以前咱像祖奶奶一樣被人捧著，這次咱也做回孫子捧捧別人。”一向開朗大方的史佳華，言語中也處處透著一股幽默勁。
自1996年任團長以來，她提出劇團要大膽改革創新，不吃大鍋飯，不端鐵飯碗，全團實行聘任制，不拘一格降人才。舞美、樂隊實行崗位責任制，演
員實行角色考分制，工資和演出掛鉤，從而完善了各種規章制度，激活了全團的創作演出活力。全團上下抓精品創作、抓經營管理、抓市場效益，平均每年下鄉演出350場，收入不斷攀升，多次被評為省、地先進單位。
任總監，“我是不拋棄、不放棄、愛折騰”
史佳華內心一直有個矛盾，史佳華坦言，9年青年團團長，對于青年團她有很深的感情，但這個時候，史佳華又有了新的打算。去還是留？史佳華沒少受內心煎熬。“我就是屬于那種沒事找抽型的人，晉中團的這幾年我覺得自己的藝術才華有被耗盡的危險，為了保持沖刺后勁，雖然有些割舍不下劇團，但我還是決定退出去學習。”
2004年到2007年，史佳華在北京上了各種各樣的研修班，學業務、學創作、學管理；當時民營院團已經試水搏擊市場風浪，而且當時史佳華也已成為當地劇協的領導，為了跟進民營院團的管理發展，史佳華在北京的幾年為自己以后參與管理工作積累下了豐富的工作經驗。“民營院團不是草臺班子，我決定將民營院團推上更高的層次。”這成了史佳華新的追求。
為了探索和實踐文化體制改革民營文化企業生存和發展的新路，實現經濟規律、藝術生產規律和文化市場需求的有機結合，引領民營戲劇文化企業在藝術生產和企業經營上適應時代發展要求，史佳華自擔任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單位——山西省梅花文化傳播公司藝術總監以來，努力爭取為戲劇藝術生產經營摸清脈搏、理清關系、打通瓶頸、實現突破。始終堅守藝術創作緊跟時代步伐，堅守藝術生產植根文化市場，堅守藝術經營服務人民大眾。從首次把民營文化企業帶到了國家最高領獎臺的大型新編歷史晉劇《龍興晉陽》，到創造中國戲劇藝術舞臺史上六朵梅花同臺綻放、唱響京城、譽滿江南的晉劇“梅花版”《打金枝》，再到四朵“梅花”爭奇斗艷，共同演繹反封建、求解放、要民主、追光明的晉劇《大紅燈籠》，作為剛剛創辦3年的民營文化企業，3年3部精品力作，成為中國戲劇舞臺一道靚麗的風景。
“戲劇藝術源于民間，服務于民間，發展于民間，老百姓的口碑就是藝術家和文化企業的品牌。讓藝術之花在為百姓服務中常開不敗，是時代的需要、人民的需求，也是民營文化企業不斷發展壯大和藝術家藝術生命長盛不衰的立身之本。”史佳華始終認為，民營文化企業是堅守戲劇基層舞臺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強大力量。“只要羊能上去的地方，我們的戲就能上去”，每年
“還戲于民”下鄉演出1500多場，送文化到民間，種文化在民間，讓梅花綻放民間，史佳華走出了一條與眾不同的“梅蘭芳之路”！
（作者為《中國藝術報》記者）
史佳華
女，漢族，1963年9月生，中共黨員，山西省戲劇家協會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一級演員。
主演的晉劇代表作品有《打金枝》《大紅燈籠》《白蛇傳》《失子驚瘋》《金水橋》《祭樁》《明公斷》，現代戲《石角凹》，秧歌音樂劇《西域桃花》，晉劇音樂電視劇《塞北婆姨》等。曾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中國戲劇梅花獎、文化部文華表演獎、中國金唱片獎、全國地方戲曲匯演優秀表演獎、全國首屆梆子戲劇種調演優秀表演獎等。
積極參與晉劇創作、表演，深化劇團體制改革，籌劃組織了山西省“杏花獎”評比及青年演員大獎賽、優秀劇目展演等一系列活動。被評為山西省勞動模范、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首屆“跨世紀戲劇新星”等。
（編輯：歐陽文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