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 奔

    1953年生，河南南陽人。河南大學學士、中國藝術研究院碩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博士、美國伯克利加州大學博士后，研究員。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出版有《中國戲曲發展史》等著作20余種，主編《中華藝術通史·宋代卷》、“驀然回首叢書”等數十種，發表論文、散文、雜文、詩歌、劇本、詞賦600余篇（首）。先后獲得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著作獎、“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圖書獎、田漢戲劇理論獎等獎項。

新疆文藝與西域文化主權

    新疆是全國陸地面積最大的省區，遠離內地，是多民族、多宗教地區，又與蒙古、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等8個國家接壤。近年來世界不太平，極端宗教主義十分活躍，又與恐怖主義和分裂主義連在一起，這些在新疆也有反映。因此，在新疆從事文藝工作，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一定要堅持正確的祖國觀、歷史觀、民族觀、宗教觀、文藝觀，本文論述的是我對這幾個方面的理解。

    一 新疆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家園    新疆版圖歷史上并不固定歸屬于哪一個民族，它是不同民族生活過和生活著的土地。

    關于新疆——古代的西域，要提出一個理念：它是一片各民族共同生活過和生活著的土地。上古時期，當中華原始部族還處于長足遷徙階段，就在這里留下了活動足跡。例如《列子·湯問》載，與黃帝的孫子顓頊爭王的共工，失敗后“怒而觸不周之山”，不周之山即新疆的昆侖山——共工部族的活動范域包括不周之山，神話傳說透示了現實的印跡。生活于昆侖山的母系氏族西王母部族，曾長期與中原部族交往，例如堯舜都曾與之通使，《焦氏易林》載：“稷為堯使，西見王母。”今本《竹書紀年》載：“（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 而商的始祖——契的母親叫簡翟，也來自昆侖山下的地區，《淮南子·墜形訓》說：“有娀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簡翟是生活在不周山北側的有娀氏族的女子，被帝嚳娶作次妃，生子名契。周穆王也曾坐著造父駕駛的車子來到昆侖山，與西王母結下深厚友誼（見《穆天子傳》等）。這些說明，古時人們有著遠較今天的理解廣闊得多的活動范圍和足跡，中華始祖曾活躍于今天的新疆地區。我們遠遠沒有認識到古人的遷徙和文化交往能力（這方面的例子之甚，可見印第安人的起源說。印第安人屬于蒙古人種，一種說法是當年中華人越過白令海峽到達美洲，其龍鳳圖騰、象形文字、祭祀習俗許多與中國相通）。

舞蹈《天山晨曉》 編導：提力曼 作曲：依克木·艾山 表演者：諾力曼等

    看看中國秦朝以后的疆域地圖，可以發現歷朝歷代都在發生變化，而在西域先后生活過的民族或出現過的國家有匈奴、月氏、樓蘭、烏孫、于闐、疏勒、龜茲、大宛、車師、鄯善、鮮卑、柔然、突厥、回紇、蒙古、漢族等等。其中的匈奴后來消亡了，月氏西遷到阿富汗，而樓蘭、烏孫、于闐、疏勒、龜茲、大宛、車師、鄯善等屬于漢代西域36國的眾多小國大都成為佛教國家，后來逐漸消失在歷史長河中。回紇信奉伊斯蘭教，逐漸形成今天的維吾爾族。

    所以，中華民族是在包括西域在內的廣大疆域里孕育和發展成形的。過去我們常說中華民族是炎黃子孫，說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以黃河流域的地理文化為限定，這是極不全面的。長江下游浙江余姚的河姆渡文化，已經讓學者們把中華文明修正為“兩河文明”，長江上游四川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發現，更堅定地支持了中華文化散點孕育、共同發展的觀點。如果考慮到上述歷史背景，中原部族原本與西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尋繹中華民族的來源和孕育途徑更應該擴大視野。

    需要說明的是，其中的漢族不是一個單純意義上的民族概念，而是一個集叢概念，是一個多民族融合的概念。最早黃帝、炎帝是黃河流域的兩個酋長國，炎黃大戰后融合為最初的華夏部族。黃帝和炎帝又在河北涿鹿聯合戰敗九黎部落蚩尤，把九黎的一部分融入炎黃部族，形成今天中華民族的最早主體，但九黎的另外一部分卻跑到西南成為苗族等。又，古人習慣說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當然有著立足中原的歧視因素，但這些民族后來都融入了華夏部族。其實舜也來自東夷，周文王則原本是西夷（見《孟子·離婁下》）。而過去“不與秦塞通人煙”的巴蜀之地，到秦朝也并入了中央版圖。今天所說的漢族名稱來源于統一而強盛的漢朝，“漢”原指天河、銀河，《詩經·小雅》云：“維天有漢，鑒亦有光。”但當時還未成為民族名稱。古時居住在中原一帶的人自稱居住在“中國”，對周邊居民自稱“中國人”。而位處湖南、湖北的楚國人就不能這么說，所以楚王熊渠干脆反其道而行之，說：“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史記·楚世家》）于是不遵從中原禮法，不經過周王廷而把三個兒子自封為王。唐代以后華人又被稱為唐人，清代日本書籍上還稱中國為“唐土”，清末以后華人在海外建的街道還稱作“唐人街”而不稱“漢人街”。漢人的稱謂是在外族入主中原后，作為統治者的外來民族為了將原住民區別開來，用“漢”或“漢人”來專稱原居民，才逐漸定型的。例如元蒙把人分成四等：蒙古人、色目人、漢人、南人。其中的“漢人“指當時的中國北方人，“南人”指中國南方人，兩者都應該是后來的漢族，可見那時還沒有形成明確的漢族概念。

樓蘭遺址

    漢族又很難說是一個血統純粹的民族。漢代以后中原迭經戰亂，例如東晉時期匈奴、鮮卑、羯、羌、氐五個游牧部落聯盟，百余年間在華北地區先后建立起數十個國家，開啟了歷史上的十六國時期，史籍的歧視語為“五胡亂華”，以后金（女真）、遼（契丹）、西夏（黨項）、元（蒙）、清（滿）的入主，都與漢人發生了融合。今天北方人個子大，呈現出人種上明顯的雜交優勢。漢姓81個復姓里，一些是少數民族的遺跡，如長孫、賀蘭、呼延、鮮于等。但更多的少數民族改了漢姓，例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大力提倡漢化，將很多原屬鮮卑族的復姓改為漢姓，像“拓跋”改成“元”，“獨孤”改成“劉”，“拔略”改為“蘇”，“莫胡盧”改為“楊”，“賀蘭、賀拔、賀狄、賀賴、賀敦”改成“賀”，“多羅、叱羅”改成“羅”，“吐伏盧、伏盧、盧浦、莫蘆”改為“盧”等等。

    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新疆版圖歷史上并不固定歸屬于哪一個民族，它是不同民族生活過和生活著的土地。所以，正確的歷史觀和民族觀，應該是尊重新疆的歷史形成，尊重在這里生活過和生活著的一切民族成員。

    二 現代國家主權觀念的形成    民族觀應該服從于祖國觀，因為祖國體現主權，民族不體現主權。

    站在古代立場看，西域或獨立為一些民族小國，或被中央政府所統轄，或被一些大的民族國家所擁有，但那還都不完全具備現代意義上的國家主權概念。本來國家主權概念是很簡單的，我們看《百度·百科》的詞條解釋：“指國家在其領土范圍內掌管土地和人口的權力。”或者：“國家是一定范圍內的人群所形成的共同體形式。”很簡單吧，但歷史上國土和政權是經常發生變動的，它的主權就需要確認，這就需要引入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國際認可。“在國際關系的理論上，只要一個國家的獨立地位被其他國家所承認，這個國家便能踏入國際的領域，而這也是證明其自身主權的關鍵。”這是因為，現代國際社會是在彼此斗爭和妥協中形成的，國家疆域也是在其中確定的。

    一般來說，國家疆域的確定與農耕有關，因為游牧民族不定居，農耕民族定居。而華夏部族定居早，歐洲民族定居晚。中國是東方古國，立國至少五千年，是最早進入農耕和定居的國家之一，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亦是。歐洲現代國家概念的確立卻要到15世紀，當時許多公國不斷征戰，逐漸出現了“國際公約”和相互承認主權的概念。這樣，歐洲各國在斗爭中先期形成了今天國家主權這樣的概念，它們彼此也形成國際社會的協約關系，強調國際間的相互認可，這就先期形成了國際社會。

 木卡姆表演

    未進入它們的國際社會的，就被它們視作野蠻民族，可以任意侵占和屠殺，例如美洲、澳洲甚至印度。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就把沒有主權觀念也得不到國際承認的美洲劃在了西班牙名下。印地安人因為沒有主權意識，就被占去了祖祖輩輩安身立命的國土，毛利族也有著相近的命運。歐洲人在美洲射殺印第安人，還說是捍衛自己的權利。印度有幾十個民族，沒有統一主權意識，至今仍沒有統一的語言，只好以英語為國語，一度淪為殖民地。16世紀、17世紀紅毛鬼子來到中國南方沿海，也想采用同樣的辦法進行占領，卻遭遇了抵抗，他們發現這個國家有著明確的主權意識和中央政府嚴格的管轄體制，硬性進不來，只好采用租借等辦法來耍賴。抵抗保證了東方這個最后的文明古國沒有被徹底殖民掉，但也帶來國民長期血與火的磨難。荷蘭人占領了臺灣，又被鄭成功奪回來，導致臺灣的回歸。《詩經·小雅·常棣》說：“兄弟鬩于墻，外御其務(侮)。”兄弟打架是內部的事，國土卻是國家的事，那就要一致對外。否則荷蘭人占久了，來個“國際公認”，臺灣就不姓“中”了。

    近代中國在國際爭端中逐漸學會爭取國際社會的承認，用了很長的時間，其間洋務派立下很大功勞，也費盡心血、承擔罵名。容閎是開辟者，至今人們還紀念他。李鴻章做了一些事，有他的不得已，后人如何評價他，一直在爭論。但我們看當時的形勢，西方在中國碰壁后，不敢在國際社會再對中國提出直接領土要求，于是要求通商和傾銷煙土，但遭到馬克思等社會主義人士的強烈譴責。如果中方懂得這一點，不去爭面子，而是早日像日本那樣進入國際社會，運用國際法則和國際公約來進行靈活斗爭，調動起西方民意的輿論工具來幫助自己（西方有著像雨果那樣指責英法兩個強盜搶劫圓明園的民間輿論基礎），恐怕結果就不至于如此。日本當年“脫亞入歐”的目的即在于此，一想融入國際社會，二想借西方力量來扭轉東亞長期控制在中華陰影中的局面，他們成功了，甚至膨脹到了“二戰”的瘋狂。

制陶藝人

    所以，現代國家主權是晚近才逐漸形成的政治概念，并非一直就有，古代社會里并沒有這些概念。于是我們看到了古今的不同：古代是強權政治，國土誰占了就是誰的，今天則強調國際認可。聯合國的主要任務就是協調這方面關系，促進國與國間按照國際法則行事，而杜絕非正義的爭搶和占領。

    中國的現代版圖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逐步確定的，盡管有著許多的屈辱，所謂“落后就要挨打”。其中對外國割讓土地最多的是和俄國簽署的條約，如1858年《璦琿條約》規定，沙皇俄國獲得黑龍江以北、外興安嶺以南60多萬平方公里土地，1864和1881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中俄伊犁條約》，使俄國侵吞中國西北地區近50萬平方公里的領土。但簽訂了條約你就得遵守，否則就違背了國際法，中國香港、澳門為什么遲遲不能收回，就是這個原因。

    對于現代國家來說，“國際公認”很重要。你說疆土是你的，我說是我的，得有一個國際仲裁，這就是國際公認。過去許多傳統國家不知道這一點，只知道用武力解決：“這里本來就是我的，你想侵占，我不干！”誰知一來二去就被人家“國際公認”去了。事實上“國際公認”就是以大國為主的仲裁，“二戰”結束，英、美、俄三大國首腦議定，就把外蒙劃出去了，蔣介石不干，不干也沒有辦法，至今臺灣不承認外蒙獨立。現在的聯合國也還是大國政治，所謂“常任理事國”，也就是美、俄、英、法、中。

    所以我們說，國家主權和民族權利是不一樣的。國家是具有國際公認而又有相對明確政治邊界的某一國土區域，恩格斯說國家“不是按血緣關系，而是按地區劃分和組織它的國民”，民族則不具備這個現代條件。什么是民族？斯大林說：“民族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地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但“共同地域”這一點已經被現代國家主權概念所覆蓋，許多民族已經不具備“共同地域”的條件，因此不享有疆域主權。所以，國家和民族相比，國家更重要。

維吾爾族民居

    古代遷徙，常常是以民族為本，現代定居，則以國家為本，注重共同生活于一個疆域之中的所有人民的和諧共榮。沒有定居的民族就吃虧。猶太人曾定居于巴勒斯坦，后被古羅馬人驅逐，流亡到全世界，中間吃了希特勒的大虧，現代猶太復國主義興起，回到地中海東岸建立以色列國，又遭遇抵抗，于是發生無休無止的戰爭。而西域歷史上曾經是許多民族游來游去的地方，說不清楚它應該歸哪一個民族了。唐代大詩人李白出生在碎葉城，已經是新疆之西的地方。

    歷史地看，現代民族沒有形成之前很久，我們的祖先們就在西域這塊土地上開墾和生活，經歷了許多民族的輪替和來往，逐漸形成今天的定居格局。如果硬要去爭一個誰早誰晚誰是誰非，許多歷史講不清楚了，美國必須還給印第安人，埃及必須還給古埃及人，印度必須還給雅利安人，新疆應該還給誰？匈奴人？西王母？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爭奪地中海東岸祖居地的戰爭，許多地方的民族糾紛，都源于不能接受和平共處理念，但誰也消滅不了誰，剩下的只是無休無止的戰爭、殺戮、死亡和仇恨。所以，在一塊土地上共居的各民族和睦相處，才是真正的發展之基。

    現代國家的主權概念里，既包含有歷史的、傳統的因素，更包含有現代國際關系的因素，它的確定需要得到國際認可才能算數。結論是：國家主權大于民族權益。現代社會里的現代人，他們的祖國觀，就應該服從于這一主權觀，即他們的祖國，必須是得到了國際認可的主權國家的概念，而不是歷史上的“曾經”概念。他們的民族觀則應該服從于祖國觀，因為祖國體現主權，民族不體現主權。一個相同的民族可能被劃分到不同的國家里去，可能擁有不同的祖國。

古代壁畫

    三 提倡各種民族與不同宗教的和諧共處    中國人對外沒有侵略基因，對內則在幾千年中培養了民族融合的稟性。

    各民族要和睦相處，就要尊重彼此的生活方式和宗教文化。中華民族在多民族長期共同發展的過程中確立了文化的和合特征，《論語·述而》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其特點是宗教排抑性弱，文化包容性強。在原始占卜巫術基礎上形成的《易》文化，通過對自然與社會規律觀察總結而孕育的太極、八卦思維和陰陽五行觀念，都是講矛盾辯證統一關系的，其陰陽調和、相輔相成的認識基礎，長期支配了中國文化的走向，歸納為原理就是“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統治中國思想文化的儒學只停留在學術層面而未轉化為真正的宗教形態，能夠容納其他思想體系，所以形成歷史上的儒釋道三教合一，中國因而未發生世界其他地區宗教事件中消滅異己文化的決絕行為。當然中國歷史上偶有禁佛事件，更多出自經濟原因，也畢竟只是歷史長河中的瞬間，常態還是包容。

    中華帝國的統治，雖然主要部分為漢族執掌，但經常也有少數民族入主，這些入主的民族也反過來采納漢文化，入主者自身并迅速漢化，而將自己的始原文化摻并進去，形成文化混同，這就決定了華夏民族的宗教觀是包容性的。東漢時期中原既吸收印度佛教，唐代以后又容納了眾多西來宗教，如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蘭教、基督教等，各種宗教同生共存，體現了中華文明地覆海涵的文化性格。在今天的社會里，我們要強調的是多元化，多元化包括民族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多元。人類文明不能采取單元排斥的方式，美國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亨廷頓提出的文化沖突論，雖然反映了當今基督教世界與伊斯蘭世界的一種沖突現實，但這種歸納本身卻造成人類行為的心理期待，發揮了不好的暗示作用。

    事實上，中國古代人的觀念，對內總是強調民族融合，對外總是非攻非占的。對內如漢代、唐代都不搞民族壓迫，對外則從來認為向四外“不毛之地”開邊拓土沒有任何實際的意義。朱元璋就曾告誡子孫少做這樣的傻事，他說：“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所以強調后世子孫不能“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他還專門把“不征諸國”的國名開列出來：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真臘、暹羅、占城、蘇門答剌、西洋國、爪哇國，等等等等。（參見《皇明祖訓·箴戒章》）鄭和下西洋船隊遭到土著酋長國的襲擊，鄭和俘虜了酋長帶回北京，明朝皇帝朱棣好吃好喝地招待他幾年，然后備了豐盛的禮物送他回去，還扶他當酋長。這說明中華對外沒有開邊拓土的企圖，和地理大發現時期的歐洲人到處侵占土地完全不一樣。

新疆之秋

    為何中國人對外不感興趣？中國人的世界觀取決于其眼界。長期以來，以安居和農耕為主要生產和生活方式的中國人，其認識力極大地受制于地緣文化圈的拘束。早在先秦時期，中華原始部族的長足遷徙階段結束，農耕定居后，黃河與長江中下游文明的根基業已深厚，中華先民在界域上的九州觀念被中土意識所取代（雖然仍保留了內壤九州的區域劃分），逐漸形成“中原”概念。由是中華思想定型，此時的中國學術思想家留下的影響了后世幾千年的著作，從未涉及域外，后人對侈談域外之事的《山海經》已經失去了解讀的鑰匙，視之為荒誕不經的虛妄之作。域外之地在民間心理中的荒涼可怖影像深刻反映在戰國時代的《楚辭·招魂》的歌詞里。歷朝歷代的史傳外紀對于域外的描述只給人以邊鄙毛荒的印象。因而，當生活于明清之間的中國士大夫初次見到西方傳教士帶來的展現整個歐非亞大陸的世界地圖時，無不驚訝甚至憤恨竟然把中國畫在了世界的邊緣處；而粗略勾畫域外地理的艾儒略《職方外紀》、魏源《海國圖志》出現在中華文獻中，也由于人們缺乏親歷，無以開展想象，只能以《山海經》目之。

    特殊的地緣文化背景及其慣力制約了古代中國人認識世界的視角。上天把中華民族的生存基地擺放在了歐亞大陸板塊的一個盡頭，中間用綿延無際的戈壁、聳入云際的山脈以及人力所難以跨越的距離分割開來，而在東方用黃河與長江兩大水系早早澆灌出穩定自足的先進農業文明，于是，在這個文明基礎上所孕育出來的自然就是華夏中心、天子治下、天朝上國的環宇觀念。這個文明的邊緣則都是向化地區，那里的國家歷朝歷代都是中原文明的朝圣者和頂禮膜拜者。這種先決的歷史限制及其觀念阻礙人們去正確地認識更外部的世界，他們永遠只能用一種態度，即君臨的態度去面對世界，去處理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中華文明繁衍的幾千年間，長期保持了這種認識結構和觀念格局，時間的積累又使之形成思維定勢，進入習慣無意識，成為認識的不可突破的固定范式。所以，中國人對外沒有侵略基因，對內則在幾千年中培養了民族融合的稟性，習慣于尊重各種宗教，因此一直是文化上不同宗教不同民族和平共處的國家。

    四 新疆特殊的文化和文藝資源    新疆是中西陸上絲綢之路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陸橋，沒有這條路或這座橋，東西方歷史和文化史都要改寫。

    我因為探究中國戲曲、音樂、舞蹈史，對新疆在東西方文化交往史上所發揮的作用比較熟悉，就專門講講這方面的情況。新疆是中西陸上絲綢之路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大陸橋，沒有這條路或這座橋，東西方歷史和文化史都要改寫。

    首先是西域把古羅馬表演傳到了漢庭。西漢時曾有羅馬雜技藝人東來。《史記·大宛列傳》記載，當時的中亞大國安息（今伊朗）曾派使者跟隨漢使來長安，帶來了兩位羅馬魔術師，所謂“善眩人”，表演吞刀吐火、屠人截馬等節目，豐富了漢代的百戲技藝，因而受到普遍的歡迎和模仿。東漢安帝時又有羅馬“幻人”跟隨緬甸使者來華，能變化吐火、自己肢解身體、錯接馬牛頭、跳丸等。可見當時羅馬雜技魔術表演技術比較發達，因而流傳各地，并進入亞洲各國。另外，斗獸和格斗，是羅馬一項極其風行的活動。而據《史記·大宛列傳》記載，西域有“大角抵”，《漢書·張騫傳》也說西域流行“角抵奇戲”。以理推之，西域盛行的角抵戲應該和羅馬的角力斗獸有某種關系。中國在秦以前就有角抵表演，說明這種活動不是源自西域，但西域角抵可能會與之有所交流。中國的百戲表演到隋代實現了全盛，而《隋書·音樂志》說：“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可見中國百戲確實受到了西域甚至是古羅馬的影響。今天甘肅永昌縣驪千村、者來寨村可能還存在著當年東征的羅馬軍團后裔的事實，說明了古代東西方交通所達到的程度。

    其次是漢魏六朝到唐代西域音樂舞蹈大量流入。張騫通西域以前就已經有西域樂舞通過民間渠道流入長安，例如東晉葛洪《西京雜記》記載，漢初宮廷里曾演出過《于闐樂》。漢武帝時張騫通西域，帶回《摩訶》《兜勒》兩個印度曲子，教坊樂工李延年在其基礎上重新創造了28種樂曲，在宮廷里演唱。東晉時候，天竺樂經過涼州（今甘肅武威）傳入中國宮廷。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聘娶突厥木汗可汗俟斤的女兒阿史那為皇后，可汗以其所獲得的西域各國樂舞作為陪嫁，因而帶來龜茲、疏勒、安國、康國等國的樂舞。隋文帝時七部教坊樂舞中，四部是西域樂舞：國伎（西涼樂）、天竺伎、安國伎、龜茲伎。到隋煬帝時又增加了兩部西域樂舞：康國伎、疏勒伎，使之成為九部樂。以后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平高昌（今新疆吐魯番地區），得其樂舞，因而又增添了一部高昌樂，也是西域樂舞。

    上述十部樂中，西域樂舞占了絕大部分。魏晉后中原雅樂遺失，隋代宮商七聲竟然不能通，不得不假借周突厥皇后攜來之龜茲樂人蘇祇婆的琵琶七調，而后七聲始得其正。唐宋宴樂二十八調，以及后來宋元戲曲音樂里所用的九宮十三調，實際上都是從這里演變而來。唐朝對于西域樂舞的汲引達到了最為強勁的程度。唐玄宗李隆基酷愛胡樂，西域各國常來獻樂，如開元初康國獻侏儒和胡旋女，開元中米國獻胡旋女，開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史國獻舞女，十七年（公元729年）骨咄獻女樂等。唐玄宗又酷愛來自佛曲的法曲，因而堂上坐部伎多奏法曲，如《涼州》《伊州》《甘州》之類。天寶十三年（公元754年）唐玄宗下詔將新來的胡樂并入法曲之內，各個綴以華名，在太常寺刻石示眾，以垂永遠，就使一部分佛曲（共8首）實現了名目上的華化。其中如唐朝著名大曲《霓裳羽衣曲》就是這次由《婆羅門》改來的。西域說唱表演藝術也傳入長安，例如合生，曾流行長安，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婦女兒童都能演唱。唐代宮廷教坊健舞里的拂林、胡騰、胡旋、柘枝，軟舞里的蘇合香等，都出自西域樂舞。健舞里的拂林舞源出羅馬，其他幾種都是中亞一帶的樂舞。其中胡騰、柘枝出石國，胡旋出康國，軟舞里的蘇合香則為天竺樂舞經西域傳入。

    其三是溝通了印度梵劇與中國戲曲的關系。20世紀在新疆發現三種文字的佛教劇本，它們是印度梵劇東漸的歷史見證人。一是1911年德國梵文學者亨利·呂德斯從吐魯番得到的貝葉梵文卷子里找出了九幕劇本《舍利弗傳》，二是20世紀初歐洲人在新疆古文書里發現了吐火羅文劇本《彌勒會見記》，三是后來新疆又發現了回鶻文的《彌勒會見記》。從這些佛教劇本在新疆地區的流傳，我們隱約看到一條印度梵劇東漸的軌跡：梵文→吐火羅文→回鶻文。在新疆發現的梵劇殘卷是用中亞婆羅謎字母寫成的，這就是說，這些劇本是在新疆本土抄寫的，而不是從印度直接傳來的。新疆的本地僧人開始傳抄印度梵劇劇本，這是梵劇東漸的第一步。梵劇東漸的第二步則是新疆人用當地流行的吐火羅語和其他語言傳譯。接著的第三步則是從吐火羅文再譯為回鶻（突厥）文。這是根據史實考察梵劇東漸的跡象。由新疆諸國向東再進一步，就到達了佛教在漢語區域的第一個大據點——甘肅敦煌。當漢人從各種西域文字里將佛經、劇本翻譯成漢文時，其中的劇本就被翻譯成了說唱俗講文字。雖然印度梵劇對于中國戲曲的發展沒有產生直接影響，但中古以前西域樂舞和佛教宣講文學大量涌入中原，使漢族戲曲的興起和成熟受到強烈的刺激，則是不爭的事實。

    新疆的歷史文化和文藝資源之豐富是任何他處所不能比擬的，應該珍惜和值得驕傲。

    五 確保西域的文化主權    文化主權是國家整體主權的一部分，表現在文化上，是國家所行使的文化權力。

    文化主權是以文化為主體的權力。文化主權是國家整體主權的一部分，表現在文化上，是國家所行使的文化權力。

    在新中國成立之前，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主權并不完整，文化主權更是遭到嚴重破壞。例如敦煌卷子被擄史、吐魯番克孜爾千佛洞壁畫被切割史、20世紀初葉新疆眾多文物被盜史，都說明文化主權的重要性。當時全世界的探險隊和探險家，歐洲的、美國的、日本的、俄羅斯的，都在大清帝國疆土上肆無忌憚地橫行，把中華文物一駝一駝地搬到外國的博物館去。今天世界各個民族國家伸張文化主權的聲浪高漲，希臘雅典娜神廟文物討索回歸的成功，拉開了世界范圍內被侵略和被掠奪民族捍衛文化主權、追討文化財富的大潮。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終于使我們恢復了完整的主權，但極左思潮的影響使許多優秀的傳統文化在歷次政治運動中飽受沖擊，造成自毀文化長城、自毀文化主權的嚴重惡果。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拜金主義思想影響以及舊城改造、農村都市化、文化旅游進程所包含的負面效應，文物流失與非物質遺產流失一直存在。一些敵對勢力也試圖使用各種方式改變中國人的思想觀念，從而達到顛覆中國人的文化價值觀、分裂中國的目的。對這種現象，我們一定要保持警覺，不被經濟利益沖昏了頭腦，不讓所謂的“國際合作”消解與動搖我們的文化主權，而是通過種種努力確保我們的文化安全。

    文化喪失了，國家存在的根基就喪失了；文化守住了，民族興盛的基礎就鞏固了。確保文化主權是為國家的政治安全、軍事安全、領土安全提供文化支持，為之注入文化力量，在構筑我們軍事的、政治的萬里長城的同時構筑我們的文化長城。文化因而不只是文化，它是比一般意義上的政治、經濟還要深刻的“政治”、“經濟”。

    更重要的是各民族人民和平共處共同享有文化資源的權利。我們首先要維護國家的統一，分裂只能挨打，只能使改革開放所取得的成果被侵蝕、被扼殺，然后要堅守住我們的文化陣地。

    維護文化主權，就是在維護國家安全，就是在維護人民的文化共享權利。讓我們大家一起來保證這個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與世世代代和平共處、和睦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