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離開雷鋒的日子》，看離不開雷鋒的精神

——編劇回顧電影《離開雷鋒的日子》創作歷程

　　1951年生于大連，滿族。第九、十、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電影文學學會會長，一級編劇，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北京電影家協會副主席。

　　編劇電影27部、電視劇50集，其中《飛來的仙鶴》《我只流三次淚》《解放》《留村察看》《蔣筑英》《孔繁森》《離開雷鋒的日子》《良心》《法官媽媽》《生死牛玉儒》獲得華表獎、“五個一工程”獎。因《蔣筑英》《離開雷鋒的日子》兩次獲得華表獎最佳編劇獎和第13屆、17屆金雞獎最佳編劇獎。電影《一個人的奧林匹克》引起熱烈反響，與陳寶光合作的《建國大業》《辛亥革命》被喻為其史詩性劇作。

　　與王浙濱合作的電視連續劇《紀委書記》《離別廣島的日子》獲得飛天獎，《天國逆子》在東京第7屆國際電影節上獲得大獎，《鴿子迷的奇遇》獲得印度第5屆國際兒童電影節金獎，廣播劇《深情》獲得“五個一工程”獎。

　　世風日下，道德淪喪，人們自然會懷念對待同志像春天般溫暖，對待工作像夏天般火熱，為人民做好事甘當傻子的雷鋒了！

　　喬兵：“媽，學雷鋒是你們上輩人的事，現在都講怎么賺錢，誰還講學雷鋒？”

　　“呸！”喬安山將嚼爛的煙絲和滿口的苦水吐出來，氣得脖頸通紅：“喬兵，你再說一遍。”

　　喬兵：“現在誰學雷鋒誰是傻子。”

　　喬安山：“誰說這話誰是傻子。”

　　喬兵：“爸，也就你還相信雷鋒精神吧？”

　　喬安山：“別人不信，我不能不信！別人不學，我不能不學！”

——摘自電影劇本《離開雷鋒的日子》

　　15年前，我為《離開雷鋒的日子》寫下這段臺詞，沒想到關于學雷鋒的話題，綿延至今依然爭論不止。這部電影以雷鋒的戰友喬安山的形象，參與了社會關于學雷鋒、社會道德建設的反思。

　　一 貼近實際、貼近生活、 貼近群眾的一面鏡子

　　正因為這部電影描寫了一個普通的人物，聚焦了一個普遍的問題，表達了一個普世的道理，才有了一個普及的效果。

　　貼近了才有認同，貼近了才沒有距離，沒有距離才能接受感動。我從事電影編劇35年，深知劇作是“以人為本”的工程，在生活中發現新奇的人、在劇本中描寫生動的人、在寫作中想著看電影的人，這是電影劇本創作之根本。支撐這個根本的，就是創作者的思想和行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這是一切從事現實主義題材創作的必由之路。

　　15年前，我在電影中寫了雷鋒的戰友喬安山因救人而被誣陷為肇事者的故事，激起了觀眾的同情和強烈的憤慨，贏得了觀眾的掌聲和淚水。電影一經出世，迎合了人們呼喚雷鋒精神的需要，紅遍了大江南北。15年后，觀眾呼吁道德重建，很多人再次觀看這部影片。特別是當年的青年觀眾，如今作為家長，去指導自己的孩子觀看。這部電影，依然是人們熱議的對象。我在網上搜索《離開雷鋒的日子》，讀到很多網民觀后的反饋，摘抄幾段：

　　“如果你通過影片，能理解雷鋒一心奉獻的所作所為，那么，你還有一顆發亮的愛心。如果你通過影片，能理解喬安山執著而可貴的人生信念，那么，你還有同情愛護這個世界的良知。雷鋒精神，該學習還是不該學習，隨著歲月的流逝，已經從一個本不應該成為討論內容的人生坐標，變成了一個爭論不休且逐漸被淡忘的話題，不能不說是一個時代的悲哀。你，還記得雷鋒是怎樣被慢慢遺忘的么？”（來自：李偉鋒）

　　“我小時候看過這個片子，當時就感動得一塌糊涂，很慶幸這是一部每個中國人都能看得懂的片子。雷鋒是那個時代的楷模，你覺得過時了么？我還是愿意靜靜地好好看一遍這個電影，有很多事情，是我永遠都不敢忘記的，可以說是并不想忘記。”（來自：寒朔）

　　“電影的主題歌——韓磊唱的《對待》，太好聽了，這首歌是與雷鋒穿越時空的對話，不僅是喬安山，也是我們每個人與雷鋒的對話。如今小悅悅事件讓我再次回想起喬安山救老人反被咬住不放的事情，現在社會更需要雷鋒精神！更需要千千萬萬的喬安山！”（摘自：北嶺怪俠）

　　中央電視臺電影頻道主任閻曉明對我說過，這部電影在電影頻道播放37遍了，還是有人看，對于每一代成長中的孩子來說，這就是一部好看的新電影。浙江軍影站一位老站長對我說過，《離開雷鋒的日子》在部隊最受歡迎，新兵入伍要看，老兵復員也要看，現在膠片都演出雪花了，戰士們喜歡看這部電影，它貼近咱部隊的生活，部隊建設也需要。

　　可見，藝術形象不是過眼煙云，不是一次性口杯用過即扔掉，而是深植于人們心田中人性美好的道德之樹，彌久地煥發著如此旺盛的生命力。作為這部電影的編劇，目睹一部電影歷經15個春秋，不能不感慨。當今市場經濟環境下，應當形成怎樣的道德規范？要不要學習雷鋒的精神？這個從人性本質提煉的話題，依然撥動人們思考的神經。

　　可見，評價一部作品的權威，不是那些深居高校出口便引經據典的學者們，也不是那些毫無創作實踐卻鄙視主旋律的教授們。時間是秤，群眾有尺，這是真正無上的權威。當編劇知道自己創作的電影，10年之后還有人看，說明當年下的功夫沒有成為時間的垃圾。正因為這部電影描寫了一個普通的人物，聚焦了一個普遍的問題，表達了一個普世的道理，才有了一個普及的效果。這部關于學雷鋒的電影，像一面落地大鏡子貼近生活地映照了社會現象，真實而可信。這個故事內容不需要有高深的文化解讀，誰都能看懂有關良心和道德的問題，在時間與群眾的尺秤之間得到了應有的評定。

　　一個編劇在職業生涯中接近和進入了很多人物的心靈，拷貝和蓄積了無數人的情感記憶，總有自己最難忘和最感動、最創新和最突破的題材和人物。《離開雷鋒的日子》是我編劇里程中的第20部電影，之后我又寫過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還有末代皇帝溥儀，也寫過“法官媽媽”、呼和浩特市委書記牛玉儒、“奧運第一人”劉長春、“零的突破”許海峰等等，但是，我依然對寫這部有關雷鋒犧牲之后的劇本記憶猶新，這部電影不僅改變了喬安山的命運，也改變了我和很多參與這部電影創作者的命運，印證了時代主旋律怎樣做到鼓舞人心，引起了我對于電影思想靈魂和電影從業者職業道德的重新思考，如同游進純凈無染的湖水里，身心得以洗禮。從題材開發到劇本創作和制作，這部表現中國社會道德精神的電影，融入了一種當下電影界缺失的并始終貫穿在影片創作過程之中的雷鋒精神。

　　經常有編劇同行問起我，怎樣發現了這個沒有被電視曝光的真實題材？如何發掘了喬安山這個真實存在的人物？怎樣發明了這樣集錦式的電影敘事結構？如何發展了有關雷鋒故事的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