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委員以實際數據剖析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怎樣更富裕？
觀眾抱怨票價貴，劇場嗟嘆成本高，院團感慨創作難，受眾、劇場、演出團的三角難題如何破解？文化民生如何落到實處？全國政協委員陳平、魏松、林文增、史佳華等以實際數據為您剖析——
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怎樣更富裕？
怎樣補貼能讓觀眾走進劇場？
觀眾阮文女想看云門舞集的《九歌》，得到演出消息后的第一時間，她就去網上搶票，可是網頁點開，180的、280的……都沒有了，只有880和1080的。想想明天的午飯、下周的電話費和下個月的房租，她猶豫再三，沖向國家大劇院，決定去試試買“黃牛票”。
演出開始前，阮文女被攔在門口，檢票員告知，她花了200多元買的“黃牛票”是假的。
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歌劇院院長魏松對阮文女這樣的遭遇也有所了解：“票價是困擾院團的大問題，也是擋住觀眾的大問題，票價降不下來是癥結所在。”他指出現在中國的演出市場很少有買全票的，“真正的演出市場沒有形成，因為老百姓沒有參與進來，幾百塊、上千塊的價格，在世界上都是超高票價。我認為，票價在80、180、280三檔就可以了，如果超過，個人去買的難度很大。劇院是老百姓納稅的錢建成的，應是讓百姓陶冶情操、享受藝術的場所，但很多劇院現在變成了營利場所。”
降票價呼聲日高，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降法好？
培養文化消費觀念，國家大劇院從“1英鎊”開始，“我們每周舉辦周日音樂會，由國家級的交響、芭蕾院團演出，作為惠民專場，會員票價10元，也就1英鎊，普通觀眾40元。周五早上七點開始放票，你可以去看看那景象——大排長龍，于是我們又和北京電視臺合作，每周日上午10點轉播音樂會。”全國政協委員、國家大劇院院長陳平介紹，“有了錢，就往票價上貼，可以把票價降下來的。”國家大劇院把錢補到觀眾兜里，開始有了初步的探索成果。
但是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書協副主席言恭達認為，目前文化惠民讓老百姓免費看演出，這種做法并不適合一刀切地大面鋪開：“讓老百姓看白戲，會導致以后要錢就不看，不要錢就看的心理，無益于培養全民文化消費觀念的形成。”
“我們也可以借鑒香港的經驗，對非營利組織進行補貼，比如我們這里12萬元人民幣租金的場地，香港政府可能會優惠到1.5萬港幣。”魏松認為，從租金方面對劇團進行優惠補助，也可以促進演出市場的發展。
除了票價、租金等方面的補貼，藝術機構本身提升運營管理水平，發掘經營發展之道，也可以達到文化惠民、吸引更多老百姓參與文化生活的目的。陳平說：“推動文化發展的繁榮，硬件建設雖然是不可缺少的階段，但關鍵是文化設施利用得怎么樣，我們應充分提高運營管理水平，使它們產生社會效益。”
怎樣讓精品演出不再賠錢？
“去年上海歌劇院演《卡門》，4場票房120萬，我很開心，但演出方告訴我，訂劇場就花了80萬——根本回不了本。”魏松談起院團不少同行一進劇場排歌劇就頭大：又得賠錢了。
全國政協委員、譚派傳人譚孝增為他解惑：“長安大戲院的場租費是5萬，梅蘭芳大劇院7萬，你想想，即便滿座，又能有多少利潤？考慮到場租費、勞務費，票價只能上升，所以必然沒人去。”他認為現在應當降低劇院的門檻，“美術館都免費開放了，政府也應該考慮補貼劇場。”
這話又戳中了陳平的痛處：“國家大劇院的戲劇場場租5萬，實際成本15.6萬；歌劇院場租10萬，實際成本22.5萬。你問為什么這么貴？大劇院多少個門？3631個；多少個保安？1580多位；還有90部電梯；擦一次玻璃6.3萬；我不演出，一天的水電花銷50.3萬，一年就是1億8000多萬；為了保證演出質量，節目方面的花費不能少于3個億。我全年的總支出是5.6億，而中央財政補3000萬，北京市財政補9000萬，所以我必須每年賣掉9000萬張票才能回本！這是個什么概念：180萬觀眾入場。要我們降票價，又不給補，那只有關門了。”
硬性成本降不下來，那就只能擠壓創作成本。
“我們一個劇目的創作費用只有200多萬元，但僅音樂創作一個項目就需要100多萬元支出，我們的藝術家經常要靠外出走穴來創收補缺。另外，藝術院校畢業的學生進入工作崗位后，一個月的工資只有一兩千元，他們怎么可能專心致志地搞創作？文藝工作者如果常年為生存而奔波，是很難創作出精品的。”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歌劇舞劇院院長林文增認為，要想創作出膾炙人口的歌舞劇作品，沒有有力的資金支持是不現實的。
全國政協委員、晉劇表演藝術家史佳華等認為，院團發展的外部條件、社會贊助、財政支持和社會扶持公益文化事業的政策鼓勵，都是必須的。
“這兩年，政府的投入是比較大的，而且對文化藝術的發展確實起到了推動作用，取得了明顯的成效。”陳平說，但是資金不足仍然是困擾文化藝術事業發展的一個瓶頸，盤子還是太小。而魏松則呼吁政府通過調研，對公益性演出團體再作政策傾斜，以利于更多精品創作走向市場。
怎樣讓企業把錢放到文化的盤子里？
2月底，有著140年歷史的芝加哥交響樂團來國家大劇院演出，陳平和該團團長聊天。不談不知道，一比嚇一跳。芝加哥交響樂團一年支出7500萬美元，約等于4億多元人民幣，“而我們的劇院，每年大多只有2000萬到3000萬的經費，能有5000萬已經是頂天了。”陳平發現，芝加哥樂團一共240人，一半是音樂人，另一半做行政，這120人中，有60人是專門拉贊助的。
據陳平了解，芝加哥交響樂團的社會贊助是3000萬美元，占總支出的40%，票房是2500萬美元，占總支出的33%，剩下的是其它收入。“美國的藝術機構有10%至20%的經費來自政府，50%以上來自社會贊助。”陳平指出，這樣的機制鼓勵社會贊助，為藝術的生存和發展創造了良好的環境。
“許多國家的文化事業，除了政府補貼外，都需要社會的大量贊助和支持，比如基金會、社會企業的贊助。在國外，對藝術機構、博物館、圖書館贊助，政府給予免稅的政策，像給慈善事業捐贈一樣。捐贈的款項是這些藝術機構重要的資金組成部分。”
陳平說，在我國，給文化藝術事業贊助不能稅前列支，不享受免稅優惠。企業要贊助，得先交完營業稅、附加稅、流轉稅、所得稅，剩下的錢才能用來贊助。“粗略算，一個企業想要贊助1000萬，至少要交230萬的稅，所以企業沒有積極性，大量資金因此通過廣告的形式流向電視臺、晚會，但劇院這類機構和舞蹈、戲曲、音樂的演出團體，則很少或根本得不到這種贊助。”
陳平還介紹，一位企業家在貴陽辦了交響樂團，用2億元作了一個基金，每年投給樂團2000萬，但仍然要先交流轉稅。“反差太大了。”陳平說，“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我們就只能躺在政府這一條線上，向政府要錢；稅務政策如果能調整，也能解決一部分資金。”
陳平還根據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去年稅收總額110740億作了一個假想：“如果就拿740億的零頭作為企業贊助文化的免稅額度，按目前稅收比例計算，政府少征740億的稅，能帶動社會投資2960億的企業贊助額度。把它們加在一起，就是3700億，再加上文化投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部分，約有5700億元，這樣一個盤子，資金投入的狀況就不一樣了。”
（編輯：子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