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抱著胸中那一簇火焰——孫犁先生百年誕辰紀念
孫犁（1913-2002）
孫犁先生離開我們已十年有余，倘若他還活著，到今天，當是百歲老人了。在這個特殊的日子里，我們紀念孫犁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是為了重溫先生的文學成就，也是為了認真思索他給我們留下了怎樣的精神遺產。
就我個人而言，紀念一位作家的最好方式是回到他的作品。一個作家最深邃的生活，不在他的日常起居，而在他的文字之中。他的歡樂與痛苦，他的希望和絕望，他靈魂的底蘊，無不凝結于此。對于像孫犁先生這樣人品與文品高度一致的作家，就更是如此了。可以說，孫犁的作品伴隨了我這一代人的成長。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回憶了童年時期閱讀孫犁作品的體驗。那個叫雙眉的農村姑娘，特別是她的流動的眼和突然斷掉一半的彎眉，對我有一種不可言傳的美的誘惑。現在，這部題為《村歌》的中篇小說已經不大有人提起了，或許在研究者看來算不得孫犁的代表性作品，但它給我留下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它還影響了我閱讀孫犁的方式。當我一再重讀孫犁先生的作品時，那些女孩子們——年輕的、美好的、鮮亮的生命，有如初春的平原上緋紅的朝霞，就會被重新召喚出來，讓人惦記，讓人懷念。我想，這并不違背孫犁先生的心愿，他說過：“女孩子們心中，埋藏著人類原始的多種美德。”
我懷念水生嫂、吳召兒、秀梅、妞兒們，那是因為，她們身上有孫犁先生一生所信仰和追尋的“善良的東西，美好的東西”。在我看來，孫犁似乎天然有一種本領，能叫筆下的女孩子們帶著某種特殊的東西走到你面前來，讓你久久無法忘懷。這特殊的東西是什么呢？在水生嫂身上，是一種氣味。想到她，我立刻會想起清朗的月夜，想起濕潤的空氣，想起那薄薄的透明的霧，想起隨著清風吹過來的新鮮荷葉荷花香。這荷葉荷花香始終籠罩著她，在她聽說水生第一個報名去抗日的時候，在她搖著小船在白洋淀里穿梭的時候，在她出入在那蘆葦的海里的時候。在吳召兒身上，那是一種色彩。她的紅棉襖，在黑黢黢的山石間，紅得那么鮮艷，那么明媚，仿佛“開出一朵紅花”，“浮起一片彩云”。誰又能說，那紅色不是希望的顏色、勝利的顏色呢？在妞兒身上，那是一種聲音。這個伶牙俐齒的女孩子，叫我們記住了她活潑潑的聲音，以及聲音下面那一顆火熱的心。用不著再舉更多的例子了，每次讀孫犁的作品，就仿佛看到這些女孩子笑吟吟地站在我面前，那么質樸，又那么美。在寫《荷花淀》、《蘆花蕩》這一批小說的時候，孫犁先生經過七、八年的艱苦斗爭之后到了延安，生活稍許安定下來。在延安窯洞的油燈下，金戈鐵馬，時時入夢，成為他不竭的創作源泉。孫犁先生不大寫戰爭的殘酷，他的筆墨都用來書寫抗日戰爭時期堅忍不拔、攜手相助、樂觀豪邁的中國軍民。那些女孩子們，就是孫犁心目中人民的代表，“美”與“善”的化身。孫犁先生說：“《山地回憶》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當然，我在寫她們的時候，用的多是彩筆，熱情地把她們推向陽光照射之下，春風吹拂之中。在那可貴的艱苦歲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來的感情，確是如此。我的職責，就是如實而又高昂濃重地把這種感情渲染出來。”先生的話，至今具有金石般的質地。文學以人民為中心，這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作家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的深刻情感，是作家滿懷真誠地抵達的思想和藝術高度。
在我看來，真誠，是作家最重要的品質之一。文學批評家特里林說，“真誠主要是指公開表示的感情和實際的感情之間的一致性。……體現在這種一致性上的價值在歷史的某個時刻成了道德生活的新要素。”我想，正是對這種一致性的堅持，構成了孫犁藝術力量中的決定性因素。也正是因為這種真誠，孫犁先生能夠在復雜的時代風云中寫出超越生活表象的“真實”。誕生于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鐵木前傳》，就是最好的證明。不必說它既節制又酣暢的敘述，也不必說它那清新而又講究的語言，更不必說它那溫婉而又凜然的氣質；單說那個精靈一樣的女孩子小滿兒，就足以抵達刻骨的人性深度。在特定時代背景下，她似乎是一個落后分子。可是，這個仿佛是從《聊齋》里走出來的女孩子，單用美艷、明媚不能概括她，單用狡黠、虛榮不能概括她；單用熱烈、純真更不能概括她，她似乎是上述這種種形容詞的混合體，而作家在表現她時，也是懷著十分復雜的感情。我不止一次細細品味那詩一般的段落：“炎夏的夜晚，她像螢火蟲一樣四處飄蕩著，難以抑止那時時騰起的幻想和沖動。她拖著沉醉的身子在村莊的圍墻外面、在離村很遠的沙岡上的叢林里徘徊著。在夜里，她的膽子變得很大，常常有到沙岡上來覓食的狐貍，在她身邊跑過，常常有小蟲子撲到她的臉上，爬到她的身上，她還是很喜歡地坐在那里，叫涼風吹撫著，叫身子下面的熱沙熨帖著。在冬天，狂暴的風，鼓舞著她的奔流的感情，雪片飄落在她的臉上，就像是飄落在燒熱燒紅的鐵片上。”我意識到，在她輕佻、隨便的外表下，有著無可抑制的熱情與幻想，也有著不為人知的痛苦與悲傷。孫犁深刻地同情人，深刻地了解人，他忠直地按著源自內心的同情和了解去寫，正是因此才使他的人物穿越時間而鮮活如新。可以說，有了《荷花淀》，孫犁先生奠定了他在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中的位置；而有了《鐵木前傳》，孫犁先生才成為了孫犁先生。
在大病一場后，孫犁先生暫時停下了手中的筆。待他再拿起筆來的時候，二十年的光陰倏忽而過。晚年的孫犁，小說寫得少了，除一束《蕓齋小說》外，他把時間大多用在了研讀古籍，寫作散文、雜文上，尤以大量的文論和書論而引人矚目，出版了《晚華集》、《秀露集》、《老荒集》、《無為集》等集為“耕堂文錄十種”的作品。想到此時的孫犁先生，我的心里總是浮現出這樣一幅畫面：簡單、整潔的居室，昏黃的燈光下，一位面容溫厚的老人細心地清潔、修補著殘缺的書頁，包上書皮，然后題寫書名、作者、卷數于書衣之上。常常，他也會對著虛空處嘆一口氣，寫上幾行文字。這雖然大半出于我的想象，但與此時先生的境況，恐怕也相去不遠。我又想到，中華文明歷經幾千年，未曾毀于災荒、戰火、人禍，反而星垂野闊，一脈千流，大概也和孫犁先生這樣的知識分子始終悉心保護、修復文化，堅守自己的理想有關吧。這燈下修書的老人形象，竟是無數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一個剪影。
孫犁先生雖然離我們遠去了，但那些如詩般的篇章還在，那些冷峻的思考還在，成為歷史賦予我們的寶貴的精神遺產，也帶給我們諸多有益的啟示。
我常常想，為什么孫犁的作品至今經得起一讀再讀，至今具有強大的藝術生命力呢。除了以上談到的，他對人民的深邃情感，他的真誠忠直，他對文化的悉心守護，我還想談談他對語言的珍視。孫犁先生說：“從事寫作的人，應當像追求真理一樣去追求語言，應當把語言大量貯積起來。應當經常把你的語言放在紙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紙的砧，心的錘來錘煉它們。”讀一讀孫犁先生的作品，不難感受到語言在千錘百煉之后所呈現出來的潤澤的神采和深厚的力量。我想，我們應該銘記孫犁先生的教誨。語言，對于一個作家的意義，是怎么形容都不過分的。在某種程度上，語言不僅僅是形式，也是內容，是思想。我們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是時時磨亮語言的鋒刃，讓它以更強大的力量，更美好的姿態，去直抵人心。
我敬仰孫犁先生，還因為他以他的寫作和生活，向我們示范了如何小心呵護真和善和美的種子，使之成為人生溫暖的底色。終其一生，孫犁先生都深切懷念他所經歷過的戰爭年代，懷念他生活過的那些村莊，懷念那些作為伙伴、戰友和同志的戰士和群眾，這種感情滋養了作家的心靈，無論生活發生了怎樣的變故，他都懷抱著胸中那一簇火焰。在我看來，溫暖的力量、向善的力量、穿越了沉淪以后上升的力量是更難的、更不容易的，需要更大的勇氣，需要更高遠的境界。孫犁先生晚年的精神世界更為沉郁幽深，但是，我相信，孫犁先生畢生都在昭示我們，文學應該有力量去呼喚人類積極的情感和信念，在任何情況下保持尊嚴與希望。
作為文學晚輩，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們在年輕時都受到過孫犁先生的恩澤。那時候，孫犁先生在《天津日報》編“文藝周刊”，他關注著青年作家的成長，給予許多作者熱情的鼓勵和及時的引導。剛剛踏上文學道路的時候，就像一個人夜里走山路，有涼風撲面、神清氣爽的時候，也有四顧茫然，不知所以的時候。這時候，一封信函，或者是幾句話，都能點亮文學的燈火，打開前面的路。在我心目中，孫犁先生就是那位提著燈的寬厚長者。1996年12月，中國作協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之際，病中的孫犁通過《文藝報》向大會表達了祝愿，他說：“希望大家同心協力拿出好作品。”如今，孫犁先生不在了，我想，我們大家都愿意像孫犁先生對待當年的我們一樣，同心協力，做一些“引導、打雜和清掃道路的工作”。惟愿文學的燈火生生不息，照亮人生，照亮人們的心，用溫暖、熾熱的能量鼓舞中國人民在實現“中國夢”的道路上前行。這大概才是對孫犁先生最好的回報吧。（此文為5月14日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在孫犁百年誕辰紀念座談會上的致辭，題為編者所加）
（編輯：曉婧）